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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28卷第6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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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8(6):1-7, DOI:
Abstract: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十四五”时期，我国的产业政策在促进制造业规模扩张与技术追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带来“内卷式”竞争、地方保护与要素市场分割、基础创新不足等，不利于产业进一步创新发展与升级。随着“十五五”时期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需要将超大规模市场潜力高效转化为产业创新升级动力，迫切要求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产业政策尤其是地方产业政策的转型优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确立统一规则、贯通要素市场、重塑政府激励，对产业政策形成了刚性约束并指明了转型方向，其核心在于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推动产业政策从以选择性政策为主导的范式转向以功能性支持为主导的范式。实现这一转型的关键，是在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构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同机制，包括以公平竞争审查规范和约束政策制定、推动政策工具向普惠性与功能性转型，以及改革地方政府考核与利益分享机制以重塑其行为逻辑。据此，提出了“十五五”时期产业政策系统性优化调整的方向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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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8(6):8-22, DOI:
Abstract:
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而创新激励政策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21世纪以来，以研发支持政策、财税与金融激励、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机制等为核心的供给侧创新政策，推动了作为创新主体的产业和企业科技创新活动，也使得中国整体创新陷入“高投入、高产出、较低质量、低转化率”的发展困境。从理论逻辑和中国实践出发，重点探讨产业创新政策“为何”“如何”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首先，分析中国科技创新顶层设计导向变化和“两高两低”特征事实，讨论企业和产业创新在中国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其次，从外部性和创新楔子的视角分析了产业创新政策的学理依据，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维度归纳总结了现行的产业创新政策体系；再次，基于供给侧产业创新政策的学理基础，讨论了其为何将导致科技创新“三有三无”发展困境，并重点探讨了需求侧产业创新政策为何能弥补这些不足；最后，从公共采购、法规和标准、支持私人需求、系统性政策等维度详细梳理了需求侧产业创新政策工具箱，并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为例，从比较视角剖析了需求侧产业政策为何能推动产业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该研究将有助于更深刻理解产业创新政策的学理逻辑、工具选择和中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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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8(6):23-31, DOI:
Abstract:
区域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区域发展难题的多样性、区域发展战略的交叉性要求统筹推进区域联动发展和区域战略叠加，这也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这两大要求的根本原因。立足区域联动发展和区域战略叠加的共同要求，指出区域战略融合是统筹推进两大要求的关键衔接点。进一步依据区域战略“特定空间—特定功能”的内涵，深入剖析区域战略融合的类型与路径，指出功能多元化导致找准区域战略融合的载体难、关系多元化导致找准区域战略融合的方向难、政策多元化导致找准区域战略融合的接口难是推动区域战略融合的主要难点。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区域战略融合的政策建议：坚持法治先行，夯实区域战略融合的制度基础；坚持精准对接，构建区域战略融合的有效渠道；坚持问题导向，减少区域战略融合的系统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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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8(6):66-80, DOI:
Abstract:
当前，关于我国现代逻辑事业奠基人金岳霖的逻辑思想研究，仍呈现重前期思想而轻后期思想的状况，对其后期思想的低估及否定性评价仍占据学界主流地位，而这与所谓后期金岳霖“尽弃前学”甚至做“违心之论”等流行讹传密切相关。关于“舌战艾思奇”及相关史实的辨正可以表明，维护形式逻辑的科学地位，既构成金岳霖后期思想的一个重要起点，也是贯穿其终生研究的一条红线；金岳霖对形式逻辑法则之客观基础的独特论证，实际上解开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相互关系问题上的历史“死结”。后期金岳霖非但没有“尽弃前学”，其在逻辑哲学研究上的主要建设性成果，均为前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其前期思想的自我批判绝非“违心之论”，而是以社会实践论与唯物辩证法为指针独立探索的结果。这些史实的澄清，有利于进一步探索后期金岳霖逻辑思想中所蕴藏的丰厚“珍宝”，彰显其多方面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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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8(6):81-88, DOI:
Abstract:
否定在团队逻辑中是一个棘手的联结词。相较于经典逻辑把矛盾否定视为初始联结词和语义算子，IF逻辑把对偶否定视为初始联结词和非语义算子，团队逻辑似乎面临两难选择：它在矛盾否定下不具有向下封闭性，而对偶否定又不具有语义运算功能。为此，团队逻辑需要调整评估公式意义的方式，用更加彻底的双边否定来整合矛盾否定和对偶否定。这种策略较为简洁直观，与团队逻辑改变传统赋值方式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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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8(6):89-94, DOI:
Abstract:
托马斯·品钦的小说《拍卖第49批》通过想象不同的网络形态，辩证地呈现了网络结构中蕴含的内在张力。小说将大众媒介、资本帝国与古老的邮政系统并置与关联，揭示出网络化控制并非新生事物，而是贯穿现代历史、不断演化的权力逻辑。与此同时，它也捕捉到网络的反控制潜能：以“特里斯特罗”为象征的边缘群体利用官方网络的缝隙，开辟出寄生其上或隐匿其中的“反网络”。小说对网络控制与反控制的辩证探讨，不仅彰显了品钦在互联网时代来临前对网络复杂性的前瞻性思考，也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提供了深刻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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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8(6):95-101, DOI:
Abstract:
杰克·凯鲁亚克的《镇与城》通过新英格兰工业小镇的空间叙事，以马丁家族三代人的经历为背景，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的空间重构。小说围绕生产空间、异域空间与家宅空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内在矛盾：工业化与战争暴力瓦解传统地方联结，而家宅空间则借助记忆与情感，成为抵抗现代性异化的诗学场域。在数字技术与地缘政治重塑空间感知的当下，该作品为理解动荡时代的认同危机提供了历史参照，彰显了文学空间批评介入现实的理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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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8(6):102-110, DOI:
Abstract:
在教育法典编纂视域下，为回应规范确定性与体系化的迫切需求，应以《学位法》规范语义为根据和逻辑前提，重塑学位授予标准体系。该体系确立了以是否需要专业智识判断为界分标尺的“学术性标准”与“非学术性标准”二元阶梯结构。学术性标准作为实质性本体，遵循“学业积累—学术创造/专业应用”的递进逻辑，解决申请人“能不能”获得学位的能力问题。在学术性标准体系中，CET 4作为可选性工具要素应回归“学业标准”基础本位。非学术性标准作为前置性门槛，遵循“一般品行+学术品行”的叠加逻辑，解决申请人“该不该”获得学位的资格问题，应严守法律保留以剔除泛化的美德标准。“考试作弊”作为多义范畴须进行精细化拆解：一般性考试作弊作为原型义项，归属于“学术品行标准”；而结课论文抄袭作为潜在义项，属于评价上的想象竞合，应定性为“学业标准”，以达至充分评价与积极预防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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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8(6):111-121, DOI:
Abstract:
随着我国教育法典编纂工作的推进，教育法律关系作为统领教育法典总则的核心概念，其基础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教育法律关系是对教育生活关系的“撷取”。从历史维度来看，教育关系经历了从家庭内部自发秩序到国家立法介入的演变，教育法律关系包括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和教育民事法律关系。从体系维度来看，教育法律关系勾连生活关系与法律制度、法律体系，其兼具历史性与体系性，需贯彻宪法精神以维持体系融贯，宪法中受教育权平等保护的要求支撑教育法典总论。教育法律关系包括三大要素：主体可分为国家及其教育行政机关、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受教育者、家庭及其他社会主体五类，需统一界定并拓展新主体类型；内容以受教育权与国家教育权为基础，明确各主体在教育法上的权力、权利与义务，如国家有保障受教育权的义务，学校享有办学自主权，教师兼具权利与义务主体属性；客体包括教育行政行为、教育民事行为和其他教育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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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8(6):122-130, DOI:
Abstract:
党的领导融入教育法典是宪法实施、载体选择、实践需求三重考量下的理性选择。然而，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党的领导条款规范存在供给不足、体系结构失衡以及保障力度不够等问题，折射出党的领导融入教育法典的现实困境，亟待教育法典编纂时予以逻辑化建构与完善。教育法典编纂应在总则中明确党的领导的核心地位与价值主线，分则中构建党直接领导教育工作的具体规范。在系统论视角下强化总则、分则制度功能的贯通，实现教育法典与党内法规调整内容的互补以及语言的转译，为党的领导在教育法典中由政治原则向法律规范转化提供系统性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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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8(6):131-140, DOI:
Abstract:
区域国别学已成为交叉学科下设的一级学科，要成为真正独立的学科，区域国别学必须拥有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不可回避的任务。区域国别研究应基于三个层面进行理论创新，即国家层面聚焦现代化理论，地区层面侧重区域治理理论，全球层面深化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理论。区域国别研究应围绕三个导向进行方法应用，即围绕“是什么”导向侧重应用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突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归纳的逻辑倾向；围绕“为什么”和“怎么办”导向着重应用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大数据分析法，突出研究对象的普遍性以及演绎的逻辑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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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8(6):141-148, DOI:
Abstract: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落实的重大原则之一，蕴含人民至上的政治伦理、共生共在的主体伦理、公平正义的制度伦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赋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鲜明的伦理品格，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伦理支撑、注入了伦理动力、营造了伦理环境、指明了伦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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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8(6):149-156, DOI:
Abstract: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与实践，既符合“民族”的一般本质和发展规律，又以中华民族的发展实践为范本，在与西方民族事务治理的交流互鉴中演化为具有普遍性的知识话语，成为一个表征人类文明发展的超越性范畴。只有在全球格局的动荡调整中有意识地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从“普遍性”视角阐明“民族问题”的中国性、从“多样性”视角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示范性、从“建构性”视角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先进性，才能使其成为一种与人类文明进步相联系的世界性话语，为“创造出更高层次的世界图景”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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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8(6):157-165, DOI:
Abstract:
“如何对待自身的文化传统”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德国的“内在性”文化传统构成青年马克思解答这个问题的思想前提。思辨哲学是民族主义存在和传播的“文化渠道”。重视思维内省的“内在性”传统使得德意志民族以文化民族主义回应民族国家“缺位”的认同危机，然而这一传统在形塑民族文化自觉和思想深度的同时，使得知识分子将政治问题置换成思想文化议题，沉浸在思想领域而疏离现实世界。青年马克思对德国“内在性”文化传统进行扬弃与超越，他批判思辨哲学以理论抽象代替变革现实的行动，同时揭露民族主义的狭隘世界观。马克思在对待德国“内在性”文化传统时所展现的科学态度，对新时代推进“两个结合”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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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8(6):166-176, DOI:
Abstract:
汉语方言句末“来”有三种类型：时体助词、语气助词、兼表时体和语气的助词。汉语方言句末语气词“来”的核心意义为说话人将自己肯定或确定了的命题内容告知听话人，同时有要求听话人做出回应的心理诉求。“来”表示的不同语气意义是其核心意义与具体的语境结合后产生的语用变体。语气词“来”既可用于已然句，也可用于未然句。两者都是其时体助词用法虚化的结果。时体助词“来”既能表示“过去”，也能表示“将来”，原因在于“来”既可以选择说话人所在地为观察点，也可以选择听话人所在地为观察点。语气助词“来”肯定或确定的核心意义，是“来”表“完成、实现”意义语义滞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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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8(6):177-184, DOI:
Abstract:
包括“推见、想见、可见、足见”等词在内的“X见”属于高确信度认识立场表达，其上文语篇表现为共识规约、个人经验与他方信息等依据，下文接引内容则属于价值评定与本质认识等推论。各语篇模式中，“他方信息+X见+本质认识”占比最多，“共识规约+X见+价值评定”占比最少。“X见”具备标示推理性语篇的程序性语用功能，以及彰显确信认识优势与提请聚焦表达重点的主观性语用功能。历时演变方面，内部各成员语法化程度不一，动词的形成得益于“见”的语义虚化与主观化，连词化的机制则在于重新分析、扩展与主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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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8(6):185-192, DOI:
Abstract: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文明差异视为国际冲突根源，本质上延续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既忽视经济利益、政治博弈等现实动因，又遮蔽同一文明内部冲突及文明动态融合的可能，沦为维系美国霸权的理论工具。习近平总书记顺应时代潮流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实现了文明观、价值观和实践路径三个层面的超越，依托多边合作机制、数字技术赋能及多元主体协同，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该倡议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既直面文明差异的现实性，又激活文明互鉴的创造性，在消解隔阂、强化合作中重塑人类文明发展范式，为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彰显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智慧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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