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国初期，毛泽东领导党和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政治家，一个极具超凡魅力的精神领袖，毛泽东对于社会治理有着宏大而高远的追求。他不仅要安排好国计民生，要建立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他更要建立一个革命化的新社会，确立革命价值观在全社会的主导地位。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治理，毛泽东提出了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理念，领导新政权逐步建立了一个纵横交织的组织网络，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整合程度，增强了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是毛泽东开展社会治理的基本方法。各项工作都充分发动群众参与，大张旗鼓，造成巨大声势，收效显著。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摘要:毛泽东的《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之作。《实践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错误，为中国共产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深入发掘《实践论》的理论价值，有助于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有助于全面认识我国社会发展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有助于深刻领会坚持“四个伟大”实践的新要求，有助于贯彻落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任务新方略，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其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三个维度实现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理论体系方面，在继承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和活的灵魂的基础上，又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进行了深化发展。价值体系方面，进一步发扬了毛泽东思想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致力于为人民创造美好幸福生活、致力于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的价值取向。话语体系方面，吸收借鉴了毛泽东思想的诸多概念表述，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体现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更为有机地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共同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科学理论和行动指南。

摘要:在费正清学术兴趣及理论框架中，毛泽东善于从政治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服务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其核心特征是用农民阶级代替产业工人成为革命主角，循序渐进地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土壤的理论纲领。费正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创造性“误读”，为后来西方学界关于“毛主义”概念的生成，提供了一种前瞻性知识图景。费正清从“总体性”意义上对毛泽东研究所作的顶层设计，以及从多重视角出发展开的多维度探讨和概括，深度勾画了毛泽东的思想肖像，为海外毛泽东研究转向学术研究和创新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准备。

摘要:按照传统理论分析，量词在主语位置，名词短语与动词短语的类型相匹配。但是量词在宾语位置则会产生类型不匹配的问题。量词在宾语位置所产生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但是直到近代才获得相对满意的解决。目前，有三种方案用来解决上述问题。从组合性角度看，这三种方案各有特点。组合性在哲学、语义学等领域意义重大。按照大诃(Dag Westersthl)的观点，如果要认真对待组合性，那么就要弄清楚这三种方案是否遵循组合性以及在何种意义上遵循组合性。

摘要:作为人类精神长期筹划和劳作的产物，逻辑本身具有多种文化属性，它的身上也凝聚了人们对真善美的终极追求，本质上它是关于人类正确思维和有效推理论证的特殊文化。逻辑对构成人类精神文化的诸要素有重要作用，它能够影响人的意识，审验并修正人的观念，变革人的思维模式，调整人的行为模式。正因如此，也就使逻辑具有了导引、规范、塑造、激励和愉悦等多种精神性潜功能。

摘要:奥斯特的《布鲁克林的荒唐事》是关于新世纪美国都市人精神生活的写照，其中包含着当下都市人多重自我建构与共同体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品中人物由于社会关系的断裂，导致对社会自我的质疑，产生孤独、迷茫情绪，由此引发对于乡村共同体所张扬的温馨和谐关系的渴望；他们致力于通过文学创作等方式建构想象共同体，追求丰富完善的精神自我；他们还在对传统共同体的超越中，以其独立的自我意识，探寻实现理想自我的路径和方式。

摘要:申京淑的长篇小说《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以20世纪80年代韩国民主化斗争时期为背景，讲述了当代年轻人的心理创伤与内在成长历程。身处成长礼仪中的主人公们饱受缺失之痛，尽管努力寻找摆脱痛苦的方法，却又陷入缺失链的重重束缚中。为探索“成人礼”的出口，他们由互相依靠走向独立，由爱的客体转化为主体，并最终构建出独立完整的主体自我意识。小说充斥着浓重的哀伤氛围与凝重感，突出刻画了缺失造成的精神创伤，强调心灵共鸣的重要性和成长的永恒价值。

摘要:随着金融科技普及，快速发展的电子货币正在改变货币支付与供给。将电子货币引入基础货币的分析框架，通过VAR模型实证研究我国2012—2017年电子货币与基础货币的关系发现：电子货币通过影响流通中现金和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最终将使基础货币供应量呈同向变化，从而将加大央行控制基础货币的难度, 削弱央行控制货币供给的能力，以及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央行应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调控转向价格调控，并加强对电子货币的管理。

摘要:对于国际粮价波动的冲击，我国粮食生产呈现出较缓慢的正向响应，粮食进口则表现为从负向响应转为正向响应，并逐渐收敛趋于平稳；国际粮价波动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变动具有推动作用，对进口量的变动具有较大贡献；长期来看，我国粮食进口量对生产变动的贡献率较大，而生产对进口量变动的贡献率较小。因此，完善政府宏观调控、深入粮食价格市场化改革、提升粮食增产潜力以及促进粮食产业链协同发展将成为稳定中国粮食供给的政策取向。

摘要:利益联结是促进联合社合作稳定的内源动力，联合社为成员合作社提供经济激励和社会化激励，有利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节约交易成本、提高利润空间，避免了联合社成员社退社等不稳定状况。选择性激励的实施是联合社稳定的保障措施，伴随联合社规模的扩大，当组织成本大于利润时，联合社会选择减少社会化服务的数量或者缩减规模以保障联合社的利益，此时，实施选择性激励，建立退出约束机制，可减少“隐性退社”等不稳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联合社的稳定性。

摘要: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开展与深入，刑事法治进程迅猛发展。40年来，刑法典的颁行及修正、刑事司法实践与刑法学研究互动频繁、相互促进，域外刑法理论的涌入为我国刑法学研究增添新的研究路径，拓宽新的研究领域。刑法学研究已完成理论体系建构、基础研究深化、新兴领域探索、研究方法多元的历史使命。学界应继续改进研究方法、深化基础理论研究、把握刑事司法脉动、加强新型犯罪研究，为刑事法治事业再续新功。

摘要:2018年适逢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死刑立法改革与国家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相伴相随。在经历了死刑立法的起步、扩张和逐步限制等不同阶段之后，通过对死刑适用的条件、对象、程序、执行方式、罪名等多方面的严格立法限制，我国死刑立法的科学性、正当性和人道性程度不断提升，死刑立法改革的成效显著。未来，我国应当积极确立“全面废止死刑”的政策终极目标，采取渐进式的实践性改革路径，进一步严格控制、减少死刑适用，严格死刑立法直至最终全面废止死刑。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刑法解释工作一直稳步推进，成就斐然。目前我国形成了较为稳定、合理的刑法解释格局。刑法解释有力地促进了刑法的稳定与完善，有效地指导了刑法实践，并与刑法学研究形成良性互动。刑法解释的未来发展之路，应重点加强刑法立法解释工作，避免刑法司法解释立法化，以及控制刑法司法解释的数量。

摘要:教育督导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国教育督导制度自1977年恢复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教育督导制度的恢复与重建（1977-1992）、教育督导制度的改革与发展（1992-2012）、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督导制度的建构（2012年至今）。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督导制度，应以教育事业发展为重心，增强督导机构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提高督导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加快督导法制化建设，改进督导方式，健全督导问责机制。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高校内部领导体制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与部分高校实行校长负责制试点并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与校长负责制并存、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这一改革过程中，逐步明晰了高校内部领导体制的政治、法律框架，厘清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科学内涵，建立了院（系）层面“党政分工、共同负责”的“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中国高校内部领导体制改革是高等教育各种权力博弈的结果，是各方利益配比的最终体现。

摘要:改革开放后我国高校教师发展政策大致经历了政策恢复期、全面探索期、法制化时期、重点推进期、专业化时期五个阶段。坚持“师德为先”、重点关注教师精英群体、“常规化”和“项目式”发展结合是我国高校教师发展政策的总体特征。高校教师发展政策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外部功利性目标比较突显、对高校教师自主发展的关注不足、欠缺惠及全体教师的政策土壤等。

摘要:湖南汨罗湘语“干”可充当完成体标记，表示动作消极性完成，后带多量时间成分，协同表达完成及消极义。“干”由消失义过程动词经动相补语阶段虚化而来，其消极义由动词本身的消极结果义滞留所致。“干”的语法化路径与东南部方言消极性完成体相同，它们的演变具有规律性，可为其他方言同类语法成分的来源探讨提供支持。

摘要:湖南城步长安营官话是由军事移民产生的位于老湘语区的西南官话方言岛。其语音特征主要表现为全浊声母清化之后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入声消失后基本派入阳平，四声框架稳定。长安营官话常用词汇多与北方官话相同，但是也渗透进了湘语的若干重要特色词。长安营官话受到了湘语的影响，与周边西南官话存在一些区别，体现出了一定的混合性。

摘要:从广西湘语声调的今读音出发，通过与西南官话声调、湖南湘语声调比较，考察方言接触背景下广西湘语声调的演变情况。广西境内的湘语在与以桂林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的接触中深受其影响，声调的演变与桂林话有大致相同的规律，调类与桂林话趋同，都是4类，入声多归入阳平。这是广西湘语受西南官话影响最突出的一个表现。

摘要:皇侃是南北朝时期经学注疏学发展中重要的南学代表，他的《礼记义疏》和北朝熊安生的同名著述一样，在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当中有比较多的保留，陆德明《经典释文·礼记音义》也有很多字词音义和断句方面的对比，使后世得以看到皇侃礼记学的基本内容，以及其在郑玄《礼记注》的基础上对《礼记》解说所体现的学术特点。通过分析孔颖达对皇侃解说所表现的取舍态度、议论和评判，还有后世礼家及学者对皇解与孔疏所作的评议，皇侃礼记学的价值和经学史意义也得以呈现。

摘要:修辞术是与雅典政治相关联的公民的技艺。作为第一代智者的最重要人物，普罗塔哥拉开启了修辞术教育，阐发了修辞术的重要假定，即反对的话语与强弱逻各斯；他的相对主义与他的修辞术实践相关，是在分析与吸收希腊早期思想运动的基础上，对变化了的希腊社会生活的回应。

摘要:中国古代辞赋对农事的叙写,是中国古代务本重技的农本思想、悲叹田园的悯农情怀以及中国文人以隐显志和以园艺表达治业之情的圣道情怀的生动呈现。中国古代的王权制度、农耕传统和崇实务本思想以及文人的生存境遇，决定了中国古代文人观农的立场和心态。

摘要:协商民主的伦理价值是一个集良善性、合理性和正当性三要素于一体的综合体，协商民主的良善性、合理性和正当性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共同构建了协商民主伦理的价值所在。协商民主的良善性是基础，是目的善和手段善的有机统一；合理性是前提，是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的有机统一；正当性是保障，是协商民主理念、原则、制度、程序和实践行为的有机统一。从伦理价值角度出发，分析协商民主的良善性、合理性和正当性，廓清协商民主良善性、合理性和正当性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贯通协商民主的基础伦理体系，形成具有前后相继的递进性和逻辑一贯性的协商民主理念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