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普遍真理,不会过时,不会因国情不同而不适用。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怎么实现,必须结合本国国情进行探索,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经济问题。不分析矛盾,经济学就不能成为科学。必须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社会主义是不断变化的社会,不能把它凝固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要注意这一点,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过渡性社会。
摘要:有关毛泽东录元稹《菟丝》诗赠杨开慧的故事,本是《湘江之战》一书中的艺术虚构。但它被当作史实写入不少作品,或作为毛泽东、杨开慧生活中有矛盾和冲突的线索,或作为理解毛泽东《贺新郎·别友》词中“误会”的论据。这一方面说明《湘江之战》对毛泽东的艺术刻画相当成功,另一方面亦说明读者是误把这部带有艺术创作色彩的作品完全当作历史来阅读,混同了艺术创作与史实、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为了研究“真实的毛泽东”,对此有必要澄清,把虚构与史实加以区别。但读者在阅读实践中要做到善于区分艺术创作与史实的关系亦非易事。
摘要:“自力更生”深化了我们对于独立自主的认识,激励起共产党人藐视一切困难、坚定革命信念、以艰苦卓绝的斗争争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它来源于艰难困苦的革命实践,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证明:我们不仅要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而且也必须坚持自力更生;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自力更 生精神不可丢。之所以强调自力更生,就在于对事物运动变化发展及其动因问题的深刻认识。它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内容,不仅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情怀直接相关,而且也体现了实践哲学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摘要:西方民众对毛泽东的认知源于革命时期新闻记者的报道对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开启于冷战时期。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两种有影响力的研究路径,一种是“历史——区域”路径,强调首先将毛泽东置于中国的历史语境和革命实践进程中考察;一种是“全球史——比较”路径,强调在世界范围内分析毛泽东的影响和价值,比较不同地区对毛泽东思想的应用。我们可吸收融合两种路径的长处,推动国内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化进程。
摘要:意外考试悖论在逻辑学与形式知识论等领域得到了广泛而持久的关注。索伦森的研究表明,在该悖论中,教师的宣告具有一种奇异的特性,即存在“条件句盲点”。“盲点”意指某种实际存在但无法被认知主体认知的东西。在对模糊性持认知观的威廉姆森等人看来,模糊谓词所描述的对象实际上有确切边界,只是不为人所知而已。通过比较可知,这种“确切边界”与“盲点”实际上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种方案与威廉姆森的反KK方案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盲点方案可以看作是关于模糊性的认知观的拓展与延伸。盲点的相对性较为合理地体现了悖论的相对性。
摘要:随着“逻辑的认知转向”兴起,实际推理过程研究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视为逻辑学的一部分。这似乎违背了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因而引起学界的争议。哈曼从“推理”的双重语义出发,否定逻辑与实际推理过程之间存在无例外的关联原则,论证实际推理过程研究应排除在逻辑学之外;菲尔德则肯定这种原则的存在,论证逻辑是规范性学科。引入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视角可知,这种关联原则存在与否,应属于“应用逻辑”层面的问题,因而无法决定逻辑本身的学科范围。在一定意义上,实际推理过程可作为逻辑研究对象。
摘要:凯鲁亚克在《达摩流浪者》中大胆实践禅宗的书写与传达,体现了他的哲学与审美观转向。小说以符号文本特征鲜明的人物形象开辟禅宗的传达路径。巨大的社会文化反响说明其在文化传播意义上的成功。从洛特曼符号域理论视角审视该小说,禅宗的符号化传达过程颇具匠心,表现了凯鲁亚克的异文化书写策略实践。在作家个人化的书写策略选择与运作背后,禅宗文化文本与美国本土文化文本间的可对话性是小说产生异文化传播与接受效用的根本保证。
摘要:印度裔美国作家裘帕·拉希里的多数故事具有跨界这一后现代文化和文学的新特征,其短篇小说《疾病翻译者》通过讲述发生在文化交界处的假性浪漫故事,诠释了后现代语境中异化呈现出来的新形式。生长于美国的印度裔游客达斯夫人和印度当地导游卡帕西先生均是经历了重重异化的主体,二人在“压抑的复现”以及“受媒介操控的欲望”这两种欲望模式的作用下误解了对方意图,进而产生了短暂的相互吸引。通过讽刺这种假性浪漫,拉希里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异化这种疾病。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时期全方位开放的重要战略,在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途径。基于2003~2016年“一带一路”40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OFDI、东道国制度质量以及二者互动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效应;(2)沿线国家制度质量与产业结构优化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
摘要: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1995~2015年“一带一路”71个沿线国家(地区)的出口贸易效率和总贸易效率,重点探究了“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对沿线地区贸易效率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沿线国家(地区)通过参与“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能够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及促进地区间交流,进而提升自身的出口效率和地区间的进出口效率,其中港口建设项目的推动作用尤为重要。据此,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的时代契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摘要: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产业转移是实现我国与沿线国家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结果表明,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呈现规模大、差异大和种类多等特点;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数量、基础设施、技术水平、政局稳定性等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地理距离和资源禀赋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显著为负。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一方面要提升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及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要科学识别与防范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政治风险和“资源诅咒”风险。
摘要:以《文艺学习》作为目标期刊,聚焦期刊文献话语进行广义修辞学研究,描述60多年前意识形态宣传和文艺创作与接受关系中的期刊身份、功能及修辞策略,考量历史语境中文艺“生产-消费”与修辞行为的互动、展示文艺研究和修辞研究边界移动所开放的场域,阐释《文艺学习》的历史使命和担当及其思想动员传递的国家意志如何体现为话语的权力,可控的言内行为如何产生不可控的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广义修辞学视角的探索为换一个角度观察与解释20世纪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重要的文化事件,提供一种可能性。
摘要:作为一种话语场域,期刊汇聚了修辞文献,而作为一种话语表征,期刊也见证了广义修辞学的蓬勃发展。通过对文艺学界两种重要期刊和一个广义修辞学专栏的修辞研究相关文章的分析可以发现,广义修辞学转向构成了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的一种态势。文艺学界从本体论的角度,将修辞看成是“文”和“人”的现实存在和审美化存在的根本境遇,从理论层面实现了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与修辞哲学的统一。
摘要:特殊历史时期,文学与艺术存在以怪诞方式对身体进行审丑描写的现象,目前国内尚无对此现象的修辞研究。文章以1990~2018年牛津系列期刊巴赫金怪诞理论为观察点,从颠覆神圣、女性立场、个体危机、娱乐意识、政治狂欢等5个方面,对怪诞身体进行广义修辞分析。巴赫金怪诞身体通过肉体-物质的修辞同构,贯穿人对世界的认知、思考和对话,是现代审美修辞的一种补充。
摘要:作为社会团结机制的公共性离不开共同体与理性,通过三者的演进史考察发现公共性、共同体、理性有三种形态:古代客体理性及其关联的群体-观念共同体与权威公共性;近代主体理性及其关联的利益共同体与权利公共性;马克思主义代表的关系理性及其互助-解放共同体与发展公共性。三种形态的演进逻辑分两个阶段:一是实体主义原则下从客体到主体的演变,此时,理性相对于共同体和公共性具有基础地位;二是从实体主义到关系主义的演变,此时,理性、共同体和公共性更体现了相互建构性。关系主义赋予理性、共同体、公共性的互构性,也将重构公共性的立足点。实体主义的权利公共性是关注财产所有,以“私”为立足点;发展公共性是关系取向的、关注共享,没有实体之基点,要寻找基点也只能是个人自主性。发展公共性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团结机制,值得认真研究。
摘要:互联网不仅作为一种交往手段介入社会道德,而且作为一种社会“再结构”工具的“互联网+”及其背后的现代信息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实践。“可共享的”信息逐渐占据中心地位,现代信息技术逐步改造了传统产业结构和基本的社会劳动,深化了市场经济;小组织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日益显示出取代大组织和科层制的趋向;社会文化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蓬勃发展,大大强化了对人感性的刺激,加剧了文化冲突。在此基础上,信息社会道德呈现出“道德主体自主性增强”和“道德内容开放性增强”的特征。
摘要:内部事务理论在公司属人法确定中获得了大多数国家的广泛接受。只有深入发掘内部事务理论的规范立场、规范范围以及规范例外,才能明晰其意义和未来发展方向,对我国的立法改进才有现实意义。历史演变中,内部事务理论实现了从尊重公司成立地国地域主权到公司设立自由的价值转化,契合了私人自治的价值目标,由此得到各国的推崇。但是,内部事务理论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规范事项边界不清与特拉华州综合症、虚假外国公司以及对相关方利益保护不足的问题。内部事务理论只有依赖自身体系的补正来明确规范范围和借助体系之外的直接干预使其规范受到相关方利益维护的限制,才能真正发挥其正面效能和实现其价值目标。立足中国国情,我国有关内部事务理论的规范范围及规范限制的规定存在明显不足,通过借鉴和解释,寻求合理的改进意见成为必需。
摘要:拟制信托是将不满足信托成立形式要件的法律关系拟制为信托关系。拟制信托法律技术在我国已经被运用于司法实践和学理分析中,但其本身并未获得足够关注。现代财产管理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外观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一致的情形不时出现,为保护实际权利人的利益,满足社会生活需要,有必要通过信托的拟制供给规则,以弥补依据法律形式适用之规则的不足。我国信托拟制应从司法拟制上升为立法拟制,拟制的内容应为意思拟制而非事实拟制。在规范设计层面,拟制信托的要件可分为拟制要件和一般要件。
摘要:我国网络文学已步入发展红利期。开放共赢的良性发展生态,“网络文学+”赋能文化娱乐市场和网络文学海外发力助推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了当下网络文学发展的热点。网络作品的量大质不优、创作和经营中的急功近利和盗版侵权对行业的伤害,是需要正视和矫治的局限。网文IP跨界联动的创新,网络文学与传统的交流融合,以及创作与批评的互动,将是未来网络文学的发展趋势。
摘要:网络小说阅读的“代入感”,是阅读主体在欲望驱动下,移情、共情和幻想等心理机制综合作用而产生的阅读心态。二次元文化配置培养了以有代入感的方式介入文本的阅读习惯,而网络与新媒体的技术配置则使网络小说生产内含了一种消费危机,强化代入感则成为了目前解决这一危机的有效策略。书荒的出现,构成网络文学实践当下发展境况的辩证表征。“后代入感写作”是解决书荒危机的有益探索。
摘要:民主革命时期党所举办的庆祝仪式与政党文化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一方面,庆祝仪式是置于包括政党文化在内的社会环境中,特殊时空背景下所蕴涵的各种资源要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乃至形塑着庆祝仪式在运用中呈现出种种特征,诸如庆祝类型上呈现出坚持周期性和非周期性相协作、庆祝方式上呈现出坚持多样性和差异性相统一、庆祝主旨上呈现出坚持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结合、庆祝色调上呈现出坚持政治性和社会性相促进等特征;另一方面,庆祝仪式又对政党文化在内的外部环境因素产生复杂的应激反应,如从政党意识形态来看庆祝仪式发挥着诠释和发展的功能价值,从政党行为方式来看庆祝仪式承载着论证和动员的功能价值,从政党心理取向来看庆祝仪式彰显着记忆和意志建构的功能价值,从政党文化社会化来看庆祝仪式担负着沟通和认同的功能价值。
摘要:作为“行动中的信仰”,仪式不仅能展现和传播特定的信仰或价值观念,且能增进人们对特定信仰或价值观念的主观认同并履行与之相关的规范和责任。然而,仪式自身存在的空间和意义在现代社会正不断被挤压和消解,单纯通过各类具体仪式传播核心价值观虽具一定功效,亦面临着去神圣化、硬性嵌入、过度工具化等现实困境。“仪式化传播”因摆脱具体仪式的时空禁锢又具有仪式的特性,不仅能充分发挥仪式的独特功效且能尽量规避具体仪式面临的现实困境,更益于在传播中增进人们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在实践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仪式化传播在内容设置上应符号化和象征化,在空间设置上应回归民众日常生活,在技术层面应借助新媒体的优势使民众主动参与其中。
摘要:晚清时期湘人入黔频繁。入黔湘人在平息社会动乱、维护封建一统、强化社会治理、复兴文教、推动新政和方志编纂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入黔湘人以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为指导,在晚清的贵州进行了一系列变革,改变了贵州旧的思想观念,推动了贵州文化快速发展,对晚清贵州优秀文化品格诸如开放与兼容并蓄等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晚清湘人入黔,是省际人才流动的重要表现,对区域文化发展贡献巨大。
摘要:近代湘中英才辈出,既出现了曾国藩、罗泽南一代湘军将帅,又产生了陈天华、蔡锷一代民国功臣;既涌现了宋希濂、廖耀湘等抗日名将,也孕育了蔡和森、彭述之等中共先驱。近代湘中人才之所以能如此异军突起、群星灿烂,原因有三:一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与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二是经世致用与勇于担当的湖湘文化传统,为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三是同辈之间的互相帮衬及湘军一代对后辈的提携培养,为之提供了宝贵的人脉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