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中国革命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在实践中逐渐形成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推动革命和理论发展的思想路线。在延安时期多次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涵，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赋予“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蕴。他在马列研究院改组成立会上作题为《实事求是》的讲话，重申从客观实际出发，寻求认识中国革命规律性，进而用以指导革命实践的思想路线。这次讲话为马列研究院及改名后的中央研究院确立了研究方向，推动其治学方针实现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实际为主的转变。

摘要:延安时期毛泽东民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面和重要内容。在一个缺乏独立和民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近代中国，如何争得人民民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因而中国的事情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独立探索和解决，需要中国共产党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延安时期毛泽东民主理论关于“各方面的民主”的系统论述，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又有中国经验、中国实践、中国风格的理论创造与话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性创造，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摘要:在毛泽东诗词中，毛泽东用如椽大笔书写人民群众，人民性是毛泽东诗词的内在属性。首先，毛泽东诗词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毛泽东对劳动人民充满深厚的阶级感情；其次，毛泽东诗词热情礼赞人民力量的伟大；再次，毛泽东诗词呈现了毛泽东为人民幸福奋斗终生的光辉历程；最后，毛泽东诗词体现了毛泽东独具特色的人民历史观。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入挖掘毛泽东诗词中的人民性，对于我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摘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的背景下，2019年12月召开的以“毛泽东与新中国治理”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全面回溯了毛泽东与新中国国家治理理论和治理实践，深入阐释了毛泽东新中国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当代价值和现实启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实践智慧。

摘要:弗雷格在创立现代逻辑的过程中提出了新的函数的说明。他认为，函数是不饱和的、需要补充的；当自变元补充函数时，就形成完整的整体。根据自变元的类型，函数可以分为第一层函数和第二层函数。函数-自变元理论是概念与对象分析的基础，是弗雷格构造现代逻辑系统的理论前提和关键方法。第一层函数和第二层函数是区分一阶概念和二阶概念的基础，弗雷格由此构造了量词理论，从而创立了现代逻辑。同时，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基本方法是逻辑分析，弗雷格的函数-自变元理论是逻辑分析的理论基点，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摘要:“否定性行动”的存在性在行动哲学中一直备受质疑。以克拉克为代表的否定派宣称它不可能是行动，而以摩塞尔为代表的肯定派则认可它的存在性。梳理和分析两派的观点与论证，可以发现争论的焦点在于“否定性行动”能否指称外在事件。通过反驳否定派的两种典型论证，对“否定性行动”的可能性问题作出如下结论: 如果坚持行动的事件因果论进路，那么“否定性行动”只能退化为一种指称肯定性行动的否定性描述; 若允许基于意图因果的心理行动，则“否定性行动”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行动类型而存在。

摘要:麦克尤恩的《星期六》被批评界普遍定性为“9·11小说”，但“9·11”事件及其喻指的“政治”命题绝非小说的终极旨趣。在更深层次上，《星期六》暗藏的是“两种文化”即神经外科医生贝罗安所代表的科学与诗人黛西所代表的文学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借助小说，麦克尤恩喻指了“两种文化”在排他性背后的互补可能，即科学之于人的肉体犹如文学之于人的精神，二者须臾不可分离，由此为横亘在两大学科之间的“斯诺命题”作出了自己的注解。

摘要:英国当代女作家A.S.拜厄特在小说《大闪蝶·尤金尼亚》中再现了19世纪中后期英国国教信仰体系对各阶层知识分子智识发展和自我界定的压制和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僵化的宗教教义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引发了他们的信仰危机，将他们推向精神和事业的伦理选择困境；另一方面是神学家们以博爱之名美化了权力阶层的统治，掩盖了维多利亚盛世下贵族自身的堕落和罪恶。拜厄特借信仰书写强调宗教信仰冲突与反思对知识分子来说并不是灾难，而是一个以知识探索的开放世界取代神学封闭世界的重大机遇。从知识分子信仰危机的视角研究这部小说有助于研究拜厄特的宗教观、政治观及文学创作观,也是了解19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的一把钥匙。

摘要: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基于劳动分工理论与超边际分析方法，构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劳动分工模型，揭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商品市场交易效率、农户分布密度、政府政策倾斜和农户劳动力变化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农户劳动力变化的弹性系数更大。

摘要: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既具有创造效应，又具有替代效应。由于人工智能与机器具有相似性，所以从《资本论》机器大生产理论出发来理解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资本论》机器大生产理论，机器在直接应用它的部门会排挤工人，但同时能够促使其他部门劳动的增加。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与此类似，并且其创造效应强弱由制度因素、经济禀赋及科技发展等因素决定。随着人工智能日益深刻地改变我国的就业市场，社会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将会增加。因此，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职业转换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

摘要: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已成为重塑全球产业格局、推动全球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加快智能产业发展是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北京作为我国智能产业迅速发展的城市，已形成一套有特色的智能产业发展机制。基于价值网络分析方法对北京智能产业的发展机制进行分析，其主要结论是：作为赋能主体的多元化平台成为区域智能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智能产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对关键核心技术和算法的突破；地方政府相关政策对智能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引领、支持作用等。为完善我国智能产业发展机制，应强化核心技术和关键算法的突破、强化金融资本市场对智能产业成长的促进作用、增强政府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摘要: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高度概括与提炼。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发展观的根本性转变，拓展了传统发展观的理论视野，在发展观上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统一以及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的统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持续推进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

摘要:作为城市基层治理基本单元的街道人民公社是以原“街居制”为基础，在当时党中央强有力的政策指导下，通过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确立起来的。治理方面采用“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单位管理体制，具有“治理主体一元化、治理方式行政化、资源配置计划化”等特点。反思其治理中的得失利弊，吸取其经验教训，期冀为当下改革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提供有益启示。

摘要:主动调解、强制调解背后蕴含着法律家长主义的理念，但迄今为止，民事调解中的法律家长主义仍然是一个在理论上尚未有过专门探讨的重要命题。有鉴于此，有必要在阐明法律家长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揭示、还原并肯定其作为分析工具的重要意义，以此深化对民事调解中的法律家长主义问题的探讨。调解中的法律家长主义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但需以必要性为限，防止对个人自由造成不当干涉。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自主学习、深度学习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人工智能生成物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知识创造性与创新性。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可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知识产权保护意义，在此虚拟法律人格说能够成立；第二，人工智能的智力成果应定性为人工智能的生成物，而不是创造物；第三，从创新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外延上应包括著作权、专利权等内容；第四，在有关人工智能生成物知识产权保护的归属权问题上起主导作用的应是权利与责任对等原则，而不是虚拟法律人格说。

摘要:华兹华斯的田园书写有别于传统的田园诗，主要在于他融现实、想象和象征为一体，把客观的花儿、羊和贫民等田园主体提升为主观意象，并依照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现实的乡村生活进行本土化改造。田园意象是华兹华斯式田园书写的要义，也是诗人的诗心、诗性和地理基因的外在表现，体现了诗人对自然、人生与人性的深入思考，寄托了诗人的自然观念和生态思想。华兹华斯式田园书写的主旨思想对当前中国重视生命共同体、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摘要:随着批评领域的“空间转向”，文学作品的空间建构、空间叙事和空间隐喻越来越受到重视。网络玄幻小说建构了丰富的空间形式：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游戏空间，这些空间建构具有想象性、奇观性和游戏性的特征。网络玄幻小说对空间的强调与利用使空间承担起更多的叙事效能，网络玄幻小说的空间建构并不是一种乌托邦想象，而是一种“异托邦”隐喻。

摘要:新时代大国工匠形象的影像构建，需要回溯“十七年”时期中国工业题材电影。再考察当时工人银幕形象，可见影像建设祖国“美好理想”的背后，隐约彰显出荣格心理学和弗雷泽人类学意义上的“神话”气质。影像以“文化英雄—先进工人”“女神—‘铁姑娘’”与“恶神—落后工人”的“历史原型—工人意象”为结构，建构了一段新中国工业历史语境下的工人英雄神话。那一代文艺工作者在对工人主体的浪漫想象与艰难探索中，自觉不自觉彰显出那个时代特殊的政治使命与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诉求。

摘要:麦家新作《人生海海》的写作手法非常新颖，通过打破第四面墙，让“我”和读者一起坐在台下听各个叙述者讲述“上校”的故事。通过“揭开上校的秘密”来破译人性和心理密码，审视着过去的一段历史在人心上打下的烙印。不管是叙事题材、叙述形式还是创作意图，这部作品都与其前作不同,这是麦家创作历程中一次成功的自我超越，并通过这部《人生海海》，再次建构文学治愈人心、恢复生命希望的道德功能。

摘要:20世纪初，为了应对私刑暴力的蔓延和泛滥，一些白人及黑人有识之士成立了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并将反私刑暴力作为其民权活动的第一要务。20世纪上半期，该组织采取公众宣传、政治游说及向外界争取资金支持与协助等策略，围绕私刑暴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通过斗争，私刑暴力获得了全美关注，改变了公众对私刑的认知，并为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积累了丰富的民权斗争及立法经验，为促进黑人民权的发展以及争取民权立法奠定了基础。

摘要:关于“礼”与“史”的关系，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熊十力在评价柳诒徵的史学著作《国史要义》时，指出了柳诒徵“言史一本于礼”的特点。柳诒徵还在其著作《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以及刊发在《学衡》杂志上的10余篇文章中，也涉及到了这一话题。他力图揭示中国史学与经学互为贯通、儒学即史学的文化特征。柳诒徵“以礼释史”思想背后的五个学术理论就在于他认为：一切学术皆从史出，礼由史掌，史官秉笔直书之法受到了礼经根深蒂固的影响，礼经之精义贯穿于史之所载的典籍文献，以及史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在于弘扬“礼”。

摘要:胡裕树继承、发扬陈望道修辞思想历时数十年。最主要的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身体力行地对陈望道修辞思想进行阐发和发展；二是充分发挥复旦大学修辞学基地的作用。他留下的宝贵历史经验，是中国修辞学一宗珍贵的财富，值得永远铭记。

摘要:新湘语和老湘语是根据浊声母的有无对湘语进行的历史分类，是湘语的最早内部划分。新老湘语的历史分类与依据音韵特点的地理分布的湘语分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一种宏观的二分法，后者是一种微观的多分法，两种分类相得益彰。新湘语和老湘语之间的存古特点呈现出非平衡性，若干方言特点在二者之中犬牙交错。新湘语和老湘语的现状与语言接触和语言演化都有关系，值得深入思考。

摘要:考生不仅希冀依托新媒体获取与个人兴趣和发展相关的招生信息，而且其在选择高校和专业时会受父母、亲朋及老师等群体影响；同时，考生还易被高校“科普活动进校园”所吸引。由此,高校应推进新媒体应用和定制个性宣传平台，明确招生宣传对象和拓展招生宣传渠道，精准对接考生需求，精心准备材料，增进与高中的日常交流合作和开展贴近高中生的科普活动等来提升招生宣传策略。

摘要: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以人为本”理念逐渐成为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也成为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的主流话语。对个体性言说的日益关注与重视，使语文教育话语场发生了重要变化：边缘话语呈现出主流化趋势，中心话语则呈现出弱化甚至一定程度的失语状态。教师话语的拔根式批判，学生话语的自由式表达、民众话语的娱乐性狂欢，使得语文教育正在成为个体性言说的狂欢疆域和边缘话语的盛宴。在现代化语境下，中小学语文教育应当规约个体性言说，提倡总体性话语：消减后现代主义的负面影响，增强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理性看待学生中心论的倡行，坚守教师的合理权威；祛除消费文化的消极干扰，坚持主流媒体的积极引领。

摘要:缺乏系统的公民意识教育是高校学生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应当以规则意识教育促进高校学生诚信习惯养成，以荣誉意识教育推进高校学生诚信道德觉醒，以奉献意识教育引导高校学生高尚诚信。促使高校学生认识诚信的重要性，不断反思自我，改进自身行为以合乎诚信要求。在此基础上，应以权利意识教育鼓励高校学生维护诚信权利，以参与意识教育推动高校学生积极诚信，以责任意识教育提升高校学生诚信担当，变“要我诚信”为“我要诚信”以至“我要全社会诚信”，实现诚信他律向诚信自律以至诚信律他的转变，进而推动全社会诚信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