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为鉴，在总结新中国头几年积累的宝贵执政经验基础上，对新形势新阶段党的建设进行了极其可贵的探索和思考，提出面对新的矛盾和任务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必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必须优化党员队伍结构。这些认识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不仅有效地指导了执政党建设、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而且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着重要的启示。

摘要:在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中，有着非常明显的伦理向度和价值之维。毛泽东经济思想中论及的发展中国经济，从来不是为经济而经济，而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而发展经济；经济是手段，人民幸福是目标。但是，存在的问题是，毛泽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价值导向和伦理道德，过分强调“蛋糕分好”，而忽视了“做大蛋糕”应遵循的规律，忽视经济建设自身的规律，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超前推进生产关系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变革。毛泽东终其一生执着追求和坚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伦理之维，既是非常正确的，也是非常珍贵的，在当代中国，尤其需要加强继承和发扬。

摘要:西方人本主义解读《矛盾论》的成果主要体现为列斐伏尔的存在主义和莱文的新黑格尔主义两大范式。经由更全面、更深入的批判性审视，对于拓展和深化《矛盾论》研究大有裨益。重视对《矛盾论》生成过程的文献学研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深度耕犁文本、深化对毛泽东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问题的研究是拓展《矛盾论》研究的基本启示。

摘要: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从“俄国民粹主义”视角出发，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为文本依托分析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与实践，提出毛泽东一生深受民粹主义影响一说，从而强化了哈佛学派的“异端说”，在西方毛泽东学研究领域反响很大。我们围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与莫氏展开批判性对话，认为毛泽东的农民观、城市观和资本主义观坚持和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与俄国民粹主义之间存在质性区别。

摘要:达米特为了拒斥戴维森超越于认识能力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提出了“理解一个语句的意义在于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的辩护主义意义理论。从“辩护语句为真何以可能”这一先验式问题出发，可以揭示语言意义理解的两种辩护程序：一是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即构造证实一个语句为真的典范性证明；二是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即构造接受一个语句为真而衍推出后承的典范性证明。两种辩护程序之间具有协调性、统一性关系。辩护主义意义理论的哲学意蕴在于，构造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是语言意义理解的先在性条件，以及获得语言意义的理解必须依赖于人的理性能力。

摘要:传统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假定交际双方是合作的，而忽视了对贿赂、威胁等情境的考察。平克等人针对间接言语行为“合理否认性”建立的博弈论模型局限于静态的视角，依赖于不确定的“决策函数”，仍不能很好地揭示贿赂等情境下间接表达的意义。在弗兰克的重复最优应答模型的基础上，可以建立一个扩展的博弈逻辑模型，区分合作以及不合作的两类听话人，通过情境描述和推理求解两个步骤来揭示贿赂等情境中使用间接言语行为的合理性。扩展模型既能够描述交际的动态过程，又符合理性原则和认知规律，能够与认知科学的研究接轨。

摘要:从身份构建的视角看杰琪·凯的小说《小号》，其主人公乔斯·穆迪是一位多种族和跨性别的爵士音乐家。穆迪女性的身体和男性的身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传记家斯通斯因为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叙事认同的方式在穆迪的传记中将其定义为荒淫堕落的性变态者。这种有悖伦理的身份界定对穆迪的家人造成严重的困扰。所幸穆迪以杂合性质的爵士乐为隐喻，为自己构建出流动的化成身份；并且想象出以情感为纽带的家庭谱系，将这种身份构建方式传递给其养子科尔曼。因此，《小号》是作者杰琪·凯于文化和社会规约以外进行身份构建的尝试和探索。

摘要:澳大利亚作家玛丽安·梅·坎贝尔的小说《潜伏者》塑造了汤姆这位奇异的边缘人形象。她迷失于两性之间，渴望男女之爱却发现异性爱恋令人绝望；试图从女性那儿寻求亲密，又受到传统异性恋规约的羁绊。汤姆徘徊于土著和白人之间。作为父权制社会下的受害者，她自动与受压迫的土著站在一起，却又无法摆脱她是白人的现实。长期受着男权的压抑，汤姆经常陷入虚幻的梦境或者想象，恍惚中分不清现实与虚构。坎贝尔通过采用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策略，诠释了汤姆身份不确定性这一主题，并表达了她作为激进女权主义者对男权的抗议。

摘要:任何文明若想延续，都需要有两个载体：一是精神的载体，即宗教或非宗教学说，构成了文明的意识形态；二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力量，构成了文明的制度保障。精神载体和政治载体缺一不可，否则文明就无所依赖，站立不稳。中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最早把文明的精神载体（孔子学说）和政治载体（帝国结构）结合起来，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目前，在这个纷繁变化的世界上，只有依靠所有文明的共同努力、携手共进，才能解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

摘要:司马迁将庄子与老子同传，并认为《庄子》“要本归于老子”，《汉书·艺文志》将老庄并列为道家。这种学术渊源上的归纳与评判传统，启发了后世学者自觉地引用《老子》以解读《庄子》，遂产生“以老解庄”的阐释现象。自西晋郭象肇其端，此后成玄英、褚伯秀、陆西星、释德清、陈继儒、焦竑、王夫之、马其昶等学者皆踵武之，形成蔚为壮观的学术潮流。“以老解庄”的阐释现象既与时代背景与学术风气有关，又自有其思想渊源与哲学基础。但有些学者对老庄之间的关系过度阐释，甚至将《庄子》视为《老子》的注疏，则又误入歧途，遮蔽了《庄子》的真义。“以老解庄”对于解读“三教合一”的思潮、探究《庄子》的儒学化进程、反思古代庄子学史以及剖析《庄子》本义等方面贡献良多。学界应该尊重文化思想的多元发展，秉承平等的沟通交流精神，进而考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摘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土家族有返祖还宗的风俗习惯，当地人称此现象为 “三代还宗”“返祖”或“二姓”。此现象可分为三种类型：怀子再嫁、过继养老、入赘。“三代还宗”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相互接济、彼此共担的过程，再嫁、过继或者入赘的人家到了孙子这一辈人，认为养育之恩、父母之情已经报答，需寻回生父，找回自己的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祖先的敬仰，也是尽社会道义的责任，对维系土家族社会结构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民族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有着深远的意义。

摘要:“美好生活”一词古而有之，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表达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美好生活”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发展目标被提出且愈发成为一个新的政治性概念，其内涵和意蕴也因而愈发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第一性原理、需要的社会历史性原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原理出发，对“美好生活”进行哲学之维的考察，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美好生活”的基本、核心和延展范畴及其关键词，是在新时代实现“美好生活”的理论追求使然。

摘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应从三个层次理解：一是要认识到建设生态文明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态文明观强调自然的有机整体性、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性、发展的可持续性。二是要明确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属性。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包含生态文明的基本内容但又有新内涵和更高的要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坚持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美好的生态环境看作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发挥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三是要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体现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吸收了世界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理念，体现社会主义精神，但又有其独特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内容：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作用；根据人口、环境和资源现实的国情考量；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

摘要:乐语，就是针对“乐”而“语”。“乐”即指升歌之歌乐。《周礼》记载的乐语有六种形式：兴、道、讽、诵、言、语。“乐语”是一种有文采、有章法、有节奏、有韵律的“语”，它是未成型的诗，是诗的原材料。乐语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诗的源头，是中国诗产生、创作的根源。乐语产生了诗，乐语从“歌”中提炼、演绎出了“诗”。乐语在真正意义上促成了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分离，也促成了文学语言与音乐的分离。中国最早的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说出来的。周礼乐语不仅决定着《诗》的创作和中国诗的产生，它对后世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影响亦极为深远。

摘要:在中外文学史上，罗贯中是第一个将书信等应用文体引入作品之中的作家。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使用了书信等19种共计334道应用文。这类文体的艺术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连织情节和人物，二是作为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的工具，三是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其文学特点有三：一是体制短小，言简意赅；二是散韵兼行，以韵文为主；三是情感丰富。《三国演义》中之所以存在大量应用文体，一是与作品的文体特色有关，二是与作品所叙写的内容有关。罗贯中在不违背艺术真实的前提下，对《三国志》中的书信等应用文作了符合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原则的加工和改造。

摘要:译入语诗学规范、原语诗学文化地位以及译者的诗学态度会影响文学译者的翻译实践。余国藩对《西游记》中诗词的翻译，其在韵律、句构以及修辞层面的转换策略极具诗学赋值。对诗学态度与韵文翻译策略的关联进行解读，可以揭示译者在诗学重构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存在及重要作用，为中国文学译介中的诗学问题处理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摘要:全国两会协商民主过程中，提案议题的发起、协商与回应关系到公众的话语权与话语共识，以及政府、公众二元主体围绕提案进行的深层次政治沟通和互动。通过对十二届全国两会231件文化宣传类提案的内容分析，发现在提案类型中，公众对公共利益尤其是主观公益类议题存在选择偏向，在诉求表达中则以理性和逻辑表达为主。同时，提案的集体诉求体现了公众在议题关注和政治参与中与政府议题的话语共识。而在政府层面，政府对提案的回应展现了固定化的话语模式，以话语完成对公众议题的建构以及对政府议题的选择。然而目前协商民主多实践于建制化的公共领域中，协商民主需要扩展到整个政治过程，将其逻辑运用于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公共事务治理中。可以依靠公共领域的常态化以及协商文化塑造等关键要素的建构，实现协商民主的日常化，从而探索一条交往互动下的民主政治协商路径。

摘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践过程中，出版业走出去成为我国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有力抓手。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整体，划分六大区域，以重点国家的出版贸易为着力点，分析了近五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物贸易的现状与问题，并剖析了出版“走出去”借助国际文化交流和出版合作与国际展会平台扩大版权贸易和释放出版贸易潜力。最后，从顶层设计、数字出版和人才培养角度提出建设思路。

摘要:基于非出版人非法出版图书行为的三重危险性、现行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性、风险社会理论下新增罪名的佐证以及实现刑罚目的需要，应当对该行为设立非法出版罪。此罪的犯罪客体是正常的图书出版秩序以及文化市场的管理秩序；客观方面为非出版人非法从事图书的印刷、复制、发行、出版等行为；主体为非出版人，即未经出版主管机关许可而从事出版活动的单位或自然人；主观方面为故意且具有营利目的。在该罪的适用过程中应当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合理区分其与侵犯著作权罪等相近罪名的构罪界限以及正确认定犯罪构成上的竞合问题。

摘要:立法工作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是立法学的基本宗旨，也是立法工作的基本原则。如何完善人大、政府的立法制度，如何实现人民政协功能的重新定位和现代化改造，成为我国政治架构中的重要课题。2017年2月中共中央将“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明确定性为“协商式监督”。此举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存在的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的现象。毋庸讳言，人民政协参与立法是完善立法程序、实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途径之一，这种协商式监督在立法活动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在具体实践中，协商式监督可通过专家论证会、座谈会等路径实现。但是，协商式监督中人民政协应准确定位，坚持主次分明的原则，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协商式监督的前提。

摘要:由于经济刑法存在逻辑混乱、法律工具主义严重、体态“臃肿不堪”、概念不明、刑罚设置滞后等问题，经济刑法必须重构。经济刑法的重构必须考虑政府与市场、打击与保护、西方理论与中国特色三大关系和保护法益、反垄断等问题。经济刑法的重构应当有明确的目标，而实现经济刑法重构的目标，既要有理念上的转变，又要有理论上的坚守。

摘要:教育的基本矛盾是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矛盾，要解决这对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适应社会发展和进步，提高人的本质能力和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人们追求美好生活需要既是人的类存在物的本质要求，也是人们奋斗的价值目标，还是人们创造历史的道德基础；只有通过劳动教育和劳动创造，才能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劳动教育的核心内涵就是培育高尚的劳动情怀。劳动情怀是劳动教育过程中培养起来的对劳动的深厚情感和宽广胸怀，是体现人们对劳动的态度和对劳动关系的正确认知，以及对待他人和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价值情怀和取向态度。幸福力是劳动情怀的根本标志，也是人们追求幸福和鉴赏幸福的能力；一个人对外在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知程度越深，他的幸福能力就越强，对幸福的要求和标准就会越高；相反，他的幸福能力就越低。反思现实的劳动教育以及人们对劳动的认知态度，劳动教育在追求美好生活需要中的重要地位和核心价值，培育人们高尚的劳动情怀、厚植美好生活需要的文化基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摘要: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美育工作，不仅是全面推进学校美育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全面提高大学生人才培养质量的需要。新时代高校美育要以“提高大学生审美与人文素养”为目标指向。积极推进高校美育政策的落地实施、正确把握高校美育工作的开展重心、建立健全高校美育工作的推进机制。注重公共艺术教育、专业艺术教育、艺术师范教育的协调发展，科学构建综合课程体系、切实增强学生美育实践体验。

摘要:新时代全民健身致力于全民共建共享健康生活，实现了价值目标“人民体质健康”向“人民美好幸福生活”升维；全民健身手段方法“运动”转变为“活动”，“运动锻炼”转变为“快乐活动”；全民健身效果评价由“身体强健”转向“身体健康素养”。新时代全民健身价值目标、手段和效果评价分别体现了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实践主体地位和评价主体地位。

摘要:闽南族群的跨境迁移已历千年，已然成为东南亚华人华侨重要的地缘分支之一。从族群认同视域探讨闽南族群跨境迁移中闽南方言在族群认同中和文化认同中的地位和作用，闽南方言的认同功能与其交际功能、文化功能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与长久维系闽南族群认同、构筑“一带一路”心相通、保护闽南方言资源等休戚相关，应加快闽南方言的跨境传播研究，维护闽南族群的母语方言，以更加智慧、柔软的方式维系族群认同。

摘要:三种类型的非作格结果构式“哭湿”类、“站累”类以及“气哭”类，在论元配置及句法结构上有差别，与它们语义上的差别有关系。直接宾语限制以及完成性的语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作格结果构式的论元配置，并在它们的句法结构上反映出来。三类非作格结果构式有不同的历史来源，宾语指向的非作格结果构式一部分是由广义连动式发展而来，还有一部分是动结式发展成熟后，通过概念域之间的投射产生的。主语指向的非作格结果构式则是由主体论元同指的两个不及物动词构成的连动式语法化而来的。从演变过程上看，汉语非作格结果构式经历了从合并到融合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