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资政育人的思想在资政层面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治党治国功能的认识，即中共党史服务党的理论创新、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服务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在育人层面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宣传教育功能的认识，即中共党史的群众引导、干部教育、青年教育功能。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资政育人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供资源，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党史观的形成奠定基础，更为新时代发挥中共党史资政育人功能提供了重要启示。

摘要:毛泽东遗物是毛泽东使用过并留存下来的物品，不仅是他人生的重要见证，还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精神风范的重要体现。同时，毛泽东在中国精神的滋养培育下成长，又丰富发展了中国精神的内涵。遗物作为重要的红色资源，也是中国精神的生动教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艰巨、长期的过程，需要发扬担当使命、艰苦奋斗等伟大中国精神。新时代，深入思考发挥毛泽东遗物凝魂聚力、铸魂育人作用的途径，有助于进一步弘扬中国精神，助力中国梦实现。

摘要: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经历了萌芽、发展、成熟三个阶段，其成功传播与毛泽东思想的独特魅力、日本左翼人士积极参与等密切相关。同时，毛泽东著作在日传播也面临官方色彩较浓厚、传播渠道有局限性、传播内容单一等问题。新时代背景下，对外政治文化传播要树立正确的传播理念，坚持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创新传播方式，发挥海外人士和海外机构的译介作用，增强对外文化传播的针对性。

摘要:毛泽东底线思维表现在既坚定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信念，又清醒地预见各种困难与不利情况，强调在最坏可能性的基础上制定政策，有组织、全方位地采取措施应对内外困难，以确保最有利局面并取得光明前途。这既是其长期作为思想领袖与实践领袖科学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必然结果，也是其推进党的实践从革命走向执政、实现长足发展的有力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将毛泽东充分估计局势、预先准备最坏可能性、透彻想好应对策略、稳居战略主动地位的底线思维称为“治党治国很重要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明晰毛泽东底线思维形成的理论与实践渊源，把握毛泽东运用底线思维的基本特点，总结毛泽东底线思维的本质与精髓，对于进一步增强坚持底线思维的自觉性与科学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摘要:关于含混性，目前有许多理论观点。为了解决因含混性而导致的连锁悖论，各个理论基于不同的观点（关于含混性的本质）而发展出彼此迥异的解悖方案。透过对含混性的本质做全面且深入的探讨，企图来论证在检视一个解悖方案的优劣得失时，关键之处在于该方案是否对含混性本质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明，而不在于它是否成功地解决或解释悖论。

摘要:汉语被动句有直接和间接之分，也有长短之别，如何处理汉语被动句历来是计算语言学家需要攻克的难题。汉语直接被动句的显著特征是主谓语的受事指向主句主语，传统分析方法使用移位、删除等句法操作分析汉语被动句，否定了被动句的原生成性，也出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现象。多模态组合范畴语法 MMCCG 抛弃了移位和删除等句法操作，以表层组合的方式生成各种被动句的句法-语义推演树，避免了传统方法分析被动句时出现的所有问题，并从计算语言学视角证明了被动句的原生成性。

摘要:非裔美国作家安吉拉·弗卢努瓦凭借小说《特纳之屋》再现了她的家乡底特律当下的暴力犯罪、阶层壁垒、种族矛盾和无家可归等社会问题，并探讨了城市空间分布和资源配置与权力、阶级、种族的关系。小说是部典型的城市文学作品，分析文本中的城市叙事、打通文学中的城市和现实中的城市这两个地理空间，可以一窥半个多世纪以来底特律城市发展中的痼疾和走向滑坡的原因，以及现代工业文明裹挟下城市居民的奋斗与挣扎。

摘要:德拉布尔的《红王妃》以新颖的创作手法吸引了学界和大众传媒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学界关于小说中后现代叙事以及幽魂叙事的探讨。然而，这些颇有价值的研究却忽略了小说中最为独特的设置——幽灵，事实上幽灵的存在融合了作家在小说的修辞维度、历史维度、时间维度上的种种期待。德拉布尔通过对小说中幽灵的书写关联到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这样的创作不仅体现了她本人的后现代创作观，也间接促成了作家对当下时代的关照以及个体存在问题的拷问。

摘要:根据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思想，提出“劳动分工充分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命题。主要贡献：（1）完善自给自足最优产出的理论基准模型，阐明超越温饱迈向富裕必须走分工发展之路；（2）构建基于分工发展的共同富裕程度演化模型，阐明劳动分工充分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阐明分工充分发展对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现实意义。

摘要:以2013年至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混合所有制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可以发挥治理效应，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降低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避税。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都能抑制企业避税；在国有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主要通过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来抑制避税，而在非国有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主要通过降低融资约束来抑制避税；但是在控股股东绝对控股的企业，混合所有制抑制企业避税的作用显著降低。

摘要:劳动精神指的是以因劳称义为原则对人的劳动的属人性的精神追求。从劳动幸福的角度理解劳动精神，其实质就是一种劳动幸福精神，它的目的在于使人通过劳动超越动物性的存在而获得人的存在，使人以人的样式出场，获得人的主体性。劳动精神有四个层次，分别是普遍的劳动精神、专业精神、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这四个层次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它们在层次、主体、内涵和外延上存在差异，但是相互之间又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每一个层次都在前一个层次的基础上发展和深化。因此，要立足于四个层次之间的内在区别和关联来考虑劳动精神的传承和弘扬，这也是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

摘要: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提出：“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马克思从四个方面对其内涵进行了分析，提出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并以“自由时间的支配”为依据。要想让劳动成为“生活的乐趣”，劳动者必须是生产力高度发达条件下的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必须是平等合作的关系，必须按劳动者对社会价值的贡献大小来进行分配，必须提升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并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作用。

摘要: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特色劳动教育的新时代延续。新时代加强劳动精神培育，有利于增强学生将学科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的自觉意识，树立正确的劳动观，激励学生把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作为价值追求。当前大学生中存在的劳动认知弱化、劳动态度偏失、创造性劳动能力不足等劳动精神缺失的现实境况，既有多元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折射出当前教育生态的失衡和学校劳动教育的缺位。对此，必须从扶正育人目标、强化思政劳育、弘扬劳动文化、健全评价体系等路径，把劳动教育作为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一环，将劳动精神培育融入教学全过程，厚植劳动精神培育的文化土壤，推动劳动精神培育常态长效发展。

摘要:网络服务平台享有单方变更权不仅源自消费者的预先授权，还具有变更的必要性。但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建议采用形式规制和内容规制相结合的模式适当限制该权利的行使。在形式规制中，平台须履行显著提示说明义务，并为消费者提供合理的退出机制。但形式规制只能解决变更条款能否成为合同内容的问题，至于变更条款是否有效，还需引入内容规制方法。即在明确变更条款涵义的基础上，按照从具体的负面清单到抽象的公平原则的顺序，来审查其内容的合法性。

摘要:海洋保护区对海洋环境保护的有效程度充分反映了国家海洋发展理念。英国在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上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海洋保护区建设法律体系，并在保护区建设上表现出协调的“国内—区域”法律制度、专属的管理机构、成熟的公众参与机制等特点。但是，英国海洋保护区在建设中也存在管理制度落实难、保护区指定效率低等问题。基于英国海洋保护区法律体系建设实践，我国可通过完善国内立法规范、参与区域法治建设以及落实具体管理制度等方式推动海洋保护区建设，助力实现全球海洋保护区建设目标。

摘要: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运用，给审判场域和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带来许多变化。卢米斯案折射出算法“黑箱”可能成为弱人工智能时代被告人质证权实现的新障碍；审判场域迁移并未给证人等出庭作证带来明显改观，反而影响庭审的交叉询问；“新案卷笔录移送制度”加剧控辩双方的不平等，而“新法定证据主义”导致被告人权利限缩。要消解人工智能时代被告人质证权实现中的隐忧，被告人的质证范围应扩大至证据和数据，明确司法人工智能的适用界限，证明标准应当将主观性与客观性相融合，并且强化律师的“智慧辩护”。

摘要:夏海涛的散文蕴含自然、风物、器物、亲情以及文化等诸多元素，全方位地探寻了个体生命与乡土相依为命的关系。通过对其散文的语言、结构以及相关散文创作评论的研究可以发现，夏海涛的散文通过对传统叙事和抒情方式的拆解，放弃对整体的追求，并将个体细节还原到生活，具有一种强烈的“后乡土”写作意味，同时兼具“新古典主义”倾向，实现了对单一“现代性”的超越。从作者诗人兼散文家的双重身份出发，这两种身份写作应是对“全文体”写作的一种探索与补充。

摘要:桐城诗派传衍湖南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道光中叶至咸丰初年。湖南士人在都下问法于梅曾亮，由此开始了接受和传衍。二是咸丰初年至同治末年。湘籍诗人回乡传法，在交游中推进了群体认同。与此同时，曾国藩接过桐城文柄，高位主持诗教。三是光绪初年至民国。湖南士人通过书院教育等方式推动薪火赓续。湖南桐城诗人极大地拓展了桐城堂庑，促进了桐城诗派中兴。传衍湖南是桐城诗派流衍全国的重要环节，也是湖南地方文学史上关键的历史进程。

摘要:延安时期的红色经典歌剧在革命文艺发展史上彰显了深刻的“人民性”，其内涵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上，即扎根生活，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思想，引导国民精神；饱含情感，激发心灵共鸣；树立理想，表达美好愿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对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人民性的认识和把握，有利于传承中国革命进程中经典文艺作品的优良基因，对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文艺创作审美观的发展和中华民族革命道德观的塑造均具有重要价值。

摘要:近百年来中国书画风靡全球，一方面它代表着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实力日益强盛的象征。在历代中国书画中齐白石作品已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硬通货”。以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齐白石作品为例，从藏品来源到馆方对其进行的一系列保存、修复、展览、研究、教育等活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书画在海外传播的真实状态。

摘要:湘西苗族地区在清代中后期被纳入王朝国家的行政版图后，随着地方治理的深入，湘西苗族人逐渐放弃了传统的“跳鼓脏”与“椎牛”祭祖仪式，继之以对家先的“墓祭”。仪式的取舍反映的是湘西苗族人为满足生活需要对神圣权能的选择，在此过程中，湘西苗族人对于家先信仰的价值进行了重述。王朝国家推行的神明信仰是包含了神明的神圣权能与价值的结构性网络，民众通过对神明价值的再表述以及将仪式与地方传统结合的方式，将本地传统编织进结构性网络，并保持了地方文化的特点。

摘要: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奖励措施的规范化有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应急管理中的人文关怀，推进应急管理方式创新。实践表明，在我国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工作中，诸多奖励措施的运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些奖励措施在规范化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奖惩制度配置不成比例、柔性规范供给不足、奖励措施法律化程度不高等。基于此，有必要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奖励制度进行完善和规范，并在程序和实体上确保奖励措施的积极功能得到切实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