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长期探索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系统总结和阐释，从而开创出一个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其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而“社会矛盾”“人的现代化”“自我革命”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回应了现代化中人与自然、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提出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张。

摘要:深刻理解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科学论断——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中心任务。从唯物主义视角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独特的真理性存在——本质特征，何以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所必需的价值性判断和价值性实践——本质要求，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根本任务和共同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的必然性联系和质的规定性表现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质的规定性条件和必须遵守的实践准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本质特征决定本质要求，本质要求是事物本质特征的外在化存在形式，二者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唯有让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和本质要求真正“哲学化”，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理性认知的大众化和世界化，才能更有效地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智慧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物质力量。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内外两方面的严峻挑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全力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基本经济制度等举措来推动社会革命；通过理论学习、打击贪腐、作风建设、增强本领等进行党的自我革命。构建了理论武装、历史使命、价值目标、治理主体、内政外交五个方面协同的有效路径，维护了政权稳定，促进了社会发展，对新时代协同推进“两个伟大革命”具有重要的历史镜鉴价值。

摘要: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较好地体现了毛泽东基于唯物史观视域的党史研究方法。一方面，毛泽东的党史研究方法体现出一种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科学视角；另一方面，毛泽东的党史研究方法彰显了对历史学研究法、政治学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长时段研究法和综合研究法等多维方法的整合运用。毛泽东的党史研究方法所提供的重要启示是：党史的研究应该立足当今中国的生动实践进行多重审思。

摘要:近十年，关于毛泽东话语体系的研究，研究内容方面呈现以革命话语为主体、研究内容多元的特征；话语特征方面呈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时代性鲜明的特征；话语形成语境与资源方面呈现中西兼融的特征；话语建构内在逻辑方面呈现面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特征。整体而言，毛泽东话语体系研究呈现研究视角宏观整体与微观具体相结合、研究方法以文本解读为主兼用历史分析与概念分析方法、研究目的注重应用性等特征，这些研究特征为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主义话语体系提供了经验与方法论启示。

摘要:在一定范围内承认“真矛盾”的“双面真理论”，是普利斯特等人构建亚相容逻辑的思想基础，而普利斯特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其双面真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并就此做了多方论证。然而，菲卡拉等人对普利斯特的论证进行了系统性批判，并就黑格尔矛盾辩证法与双面真理论的关系提出了建设性思考。深入考察这样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进一步厘清逻辑矛盾、辩证矛盾与逻辑悖论的关系，从而正确理解形式逻辑与辩证思维方法论的关系。

摘要:基于东方文明独特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东方逻辑有自己的特质。东方逻辑和人工智能逻辑都是一种应用逻辑，是基于经验的逻辑，是形式真与实质适当相结合的逻辑，是经典演绎逻辑、非经典演绎逻辑和非演绎逻辑并存的广义逻辑。人工智能逻辑作为发现的逻辑比东方逻辑更具优势，东方逻辑则在器与道的结合方面比人工智能逻辑更有优势。东方逻辑发展对人工智能逻辑发展的启示在于：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方法论要求从本民族文化背景出发，就这一思想体系原来的形态来把握它，也就是采用“把握原来样态”而不是通常采用的“据西释东”方法论原则。年轻的人工智能逻辑应该从古老的东方逻辑智慧中汲取思想营养，对东方逻辑的当代探索可能为推动人工智能逻辑发展助力。

摘要:《致马可·波罗的信》是亚裔澳大利亚新锐诗人亚当·艾特肯的第一部诗集。诗集表达了艾特肯对亚洲人民、环境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认识，回应了“澳大利亚是亚洲的一部分吗？”这一历久弥新的议题。不同于亚洲他者想象，艾特肯的亚洲书写没有过分浪漫化或矮化亚洲。然而，自小浸润在澳大利亚主流文化中的他也无法彻底拥护亚洲文化。诗歌中流露出的既亲近亚洲又排斥亚洲的矛盾情绪反映了澳大利亚人普遍共有的心理特征。

摘要:分权竞争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相对财政分权，环境分权因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被长期忽视。基于环境分权视角，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环境分权与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非线性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空间效应下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分解指标方面，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察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均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但环境监测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却呈现倒“U”型关系。分时间段来看，不同时段的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异质性。中国目前的环境分权水平没有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和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形成有效激励，因此，设置差异化的环境分权水平是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摘要:价值链重构是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首要任务，而价值链重构是基于价值重构的。为此，可以通过价值逻辑共生化、价值标准个性化、价值主体多元化、价值组织平台化、价值流向逆向化和价值核心创新化来实现价值系统的重构，从而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当前，我国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基本还处于单项覆盖阶段，两化融合新型基础设施支撑水平不高，制造业新模式与新业态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尤其是原材料、装备和消费品制造业基本还没有启动。未来我国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中应该注重转变价值创造逻辑、创新顾客价值标准、协同价值创造主体。

摘要:分析近十年中国修辞学术生产结构新变，挖掘变化了的学术生产结构中的新信息、新资源、新能量，以及语言学科内外跨界学术共同体共同参与的修辞学术空间开发。重点聚焦新的修辞学术生产结构中的三大重要事件：一是法国学者互文性理论创始人克里斯蒂娃作为主角、中国学者推动和参与的互文性研究如何在语言学科内外创新修辞研究。二是中国学者作为主角和推动者、国外学者参与的“强制阐释”讨论如何与修辞阐释构成语言学科内外的潜对话。三是在中国修辞学界重大事件交汇的2022年回顾与前瞻修辞学术生产结构变化中的修辞学史叙述体制，这也将是后陈望道时代中国修辞学科重建应该面对的语言学科内外的学术生产力并做出回应的重大问题。

摘要: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具备在自动学习的基础上生成新内容的能力，在引发生产力革命的同时也形成了法律规制难题。ChatGPT会造成隐私侵权、数据安全风险以及知识产权确权与保护困境等难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数据中心主义、算法高度信任以及规范滞后于技术等。治理ChatGPT应当秉持捍卫人的尊严原则和倡导有限信任原则，坚持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确定权属分配，并构建以开发设计者为主体的合规方案，发挥科技伦理引领与法律规范的双重作用。具体可采取对数据采集的合规控制、以技术治理技术、优化数据管理方法等措施。为了防范ChatGPT过度模糊人与机器之间的信任边界，还应根据用户的专业性程度配置不同的披露义务。

摘要:关于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主要有三种观点:工具说、独立主体说和有限人格说。生成式人工智能既赋能人权发展又具有局限性，给人权带来的威胁有：冲击人类主体地位；突破人类道德边界；增加信息泄露、歧视、失业等风险。对此，中国在保障宏观人权方面，应引导确立数字人权理念，构建中国特色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模式；在保障具体人权方面，应遵守国际规则，完善国内治理。

摘要: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是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迫切要求。要切实践行习近平关于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战略思想，把握历史机遇，直面难题挑战，针对反腐败涉外法治建设的“短板”和“弱项”，创制反腐败涉外专门法律，反制国外跨境腐败案件长臂管辖，强化跨境反腐败执法司法职能，规范跨境企业廉洁合规主体责任，加强“自洗钱”犯罪的惩治、监测和防范，破解涉外反腐败制度障碍，为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务实管用的法律资源。

摘要: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是泛在性、具身性、虚实互构性的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与资本社会权力建构下的必然产物，生成于人实践生命的存在论基础之中。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展现为：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劳动生命、个体社会性交往生命、个体生命发展可行能力的支配与挑战。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展现是通过数字智能化技术的生产转向与生活转向实现的。故此，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规制亦需要从技术本身转向技术使用社会关系规制，从“宏大叙事”伦理转向微观生活场景规制，从技术裹挟转向技术赋权规制，以凸显对数字主体的劳动权益保护与可行性能力提升。

摘要:为使广大妇女从封建婚姻中得到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1950年《婚姻法》。该法律虽在内容上对妇女婚姻权益给予了充分保障，但妇女婚姻的真正解放则有待于《婚姻法》的贯彻实施。在中央的指示下，各城市对《婚姻法》进行了贯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出现不少问题。为此，中共中央把1953年3月确定为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在改造干部和群众婚姻观念、加强《婚姻法》的宣传贯彻以及保障妇女婚姻权益等方面采取了多种举措，各城市也都积极响应和贯彻。最终，城市妇女的婚姻自由权益和人身权益得到了保障，新婚姻观也逐步形成。

摘要:目前学界对苏北抗日根据地戏剧研究较少，而将封存于档案和回忆中的苏北抗日根据地戏剧整合重现，不仅能体现抗日根据地戏剧别样的区域标识，亦能补足抗日根据地整体戏剧史的未尽之憾。经历了两次“反扫荡”，戏剧艺术家们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导下逐渐深入基层，融入群众，他们通过加入苏北传统戏曲、杂耍等表演形式以克服戏剧创作“公式化”的弊病。戏剧社群化和自治化的组织方式，促使苏北民众在接受革命启蒙与思想解放的同时，也逐渐从观众席走向了舞台中心，并释放了巨大的戏剧生产效能。

摘要:周敦颐不仅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还是宋代理学诗创作范式的开创者，他对诗文非常推崇，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表达“曾点气象”，“文可以载道”，文道合一。周敦颐的诗作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流露着他所追求的“孔颜乐处”，蕴含着“主静无欲”的深刻哲理。周敦颐的诗歌被后人称为“濂洛风雅”之初澜。也是从周敦颐起，“理学诗”逐渐在宋代诗坛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