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生发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奋斗进程之中，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构成了衡量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的双位视角，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基于本土实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在西方现代化的传统叙事框架中展开的探索，而是具有深层次的逻辑超越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义需要突破民族性实践的单一维度，上升到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高度加以认知。从基础理论维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中国本土经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从现实实践层面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以其现实的经验性事实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先验性逻辑，为后发民族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经验；从更高层次的文明维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使现代化实践与新文明再造发生本质性关联，开创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全新叙事方式。

摘要: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转向井冈山的过程中触及如何解决军队和人民群众关系的问题，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成为构建军队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基本原则，军队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充分认可和全力支持。毛泽东指导军队帮助建立农民武装和工农兵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让农民认识到共产党的军队是贫苦工农的化身，誓为工农利益奋斗。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军队的重要任务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为人民利益打仗。军队为人民解放而战，广大人民无私支援人民军队，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建立起鱼水关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摘要:我国工人阶级在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毛泽东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实现革命与建设目标的历史探索中，形成了集“阶级意识启蒙与斗争实践”“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工人与农民联盟”“国家利益与工人权益”为一体的工运思维范式，呈现出“思想与行动”“集中与民主”“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整体与局部”相统一的理论特征，其蕴含着深邃的唯物辩证法，为新时代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蓬勃发展带来深刻启示。

摘要:1936年11月22日，毛泽东出席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首次强调了革命文艺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阐明了文艺工作对抗战的重要性，初步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思想，为中国文艺协会和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开始形成。这篇讲话今天仍然对我们有重要启发意义，主要体现在：一是要高度重视文艺工作；二是要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三是要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摘要:通过对思想、信息资源等要素流通性的强调并经由时间、空间、资本三维重构，全球史路径被赋予建构性与批判性特征。全球史路径能够给毛泽东研究带来两个方面的启发：其一是从文本类型与传播渠道重新审视毛泽东思想传播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其二是对毛泽东思想世界影响的深层原因进行真理性揭示。在全球史路径下深化毛泽东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厘清毛泽东思想流动传播的脉络，对海外既有研究形成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挖掘毛泽东思想中的普遍性资源，结合地方语境呈现价值关怀，在此基础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模式。

摘要:格莱斯利用会话蕴含理论对限定摹状词及其所带的预设作出了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在句法和语义层面上都暗含着深刻的哲学动机。限定摹状词具有脱离语境的规约意义，但是它只有在具体语境中才有指称。与摹状词相关的谬误在于，它的规约意义不能决定它在具体使用中所带的预设。格莱斯引入会话双方的对话基础或共同立场来揭示预设的来源，并使用“\[…\]”标记预设的出现，同时给出了消除预设标记的句法改写规则。格莱斯最小限度地强化了罗素的分析模式，让限定摹状词（包含定冠词短语）的存在预设在罗素式的语义框架内得到表征。把这种分析模式推广到数量词短语的语义/语用分析中，可以为厘清数量词短语的规约意义提供思路，从而为语义/语用划界问题增加新的理论资源。

摘要:普利斯特用弗封闭模式将若干集合论悖论和语义悖论统一为“同一种悖论”，进而根据统一解法原理论证其“双面真理论”的解悖优势。但他坚持将寇里悖论排除在弗封闭模式之外，引起了广泛争议。他在严格区分寇里语句与寇里论证的基础上回应了比尔等人的质疑，但将悖论的实质归于论证并不能成功区分寇里悖论与弗封闭悖论。回顾寇里本人的工作，寇里语句的构建是寇里悖论最终建构的关键要素，也是区分其集合论版本与语义版本的直接依据。因此与寇里语句紧密相关的理论背景与事实才是寇里悖论的实质所在，弗封闭模式依据论证形式统摄罗素悖论与说谎者悖论却排斥寇里悖论的做法是不恰当的，悖论的“属概念”是理论事实而非论证，悖论的分类应当以理论背景为标准。

摘要:索尔·贝娄最后一部小说《拉维尔斯坦》以艾滋叙事的方式回忆生前好友、知名政治哲学家艾伦·布鲁姆教授的学术人生，学术界对此的争议在于文学叙事的伦理选择。贝娄借用艾滋叙事的隐喻方式书写文学人物所再现的当代芝加哥知识分子品格，在后现代的“文化战”中反映对生命政治的人文理解，并且以亚里士多德式的品格呈现贝娄式虚构叙事的修辞术。

摘要:受21世纪新的物人关系和危机语境的牵引和推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的“物转向”理论大潮在纵深衍进的同时发生了内核演变。以“新物质主义”为内核的21世纪“物转向”理论思潮凸显“物质动能”，通过消解二元论为主导的人类中心思维重塑物人、物物之间的纠缠互动关系。“物转向”理论思潮在21世纪的内核演变促成了“物转向”文学研究呈现从“转向物”到“转向物质动能”这一衍进趋势，开辟出一种具有明显非人类中心倾向的研究路径，深刻塑造了近十年来外国文学研究前沿的风格。

摘要:每一轮通用技术革命都会引发产业发展范式的深刻变革，而那些能够更快适应产业发展新范式并进行有效制度供给的国家就能够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技术的加速拓展将推动产品功能、生产技术、商业模式、消费形式的跨产业深度融合，塑造产业融合发展新范式。在此背景下，我国传统面向边界清晰的特定产业所形成的产业政策体系、创新体系和监管体系，如特定产业发展规划、特定部门管理机构和特定行业研发机构等制度安排，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产业发展范式，甚至成为生产资源、知识要素和资本跨产业流动组合的障碍，亟须进行改革和调整。

摘要:绿色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以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科技金融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显示，科技金融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机制分析显示，科技金融通过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科技人才集聚水平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科技金融促进了非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创新，而对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创新尚未起到显著作用。

摘要:科技金融已成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2009—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结果表明：科技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科技金融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两条路径；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促进作用受制于制度环境，呈现边际递增与倒“U型”门槛效应。鉴于此，亟待进一步提高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实施差异化科技金融发展策略，构建高质量的制度环境。

摘要:社会思潮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样态，是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变量。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提升党引领社会思潮的能力和水平，确保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安全，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担负的重要战略任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的主要着力点有：明确社会思潮引领工作的价值意义，加强党对社会思潮引领工作的领导权，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引领力，强化意识形态主阵地的建设和管理，构建党引领社会思潮的体制机制。

摘要:大党独有难题并非等同于管党治党难题，而是需要依据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来准确理解。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大党独有难题指的是如何进行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大党独有难题指的是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引领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大党独有难题指的是如何持续焕发科学社会主义生机活力。大党独有难题的产生是由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共同形成的。所以，应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以胸怀天下关照世界发展，从而逐一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这有助于深化管党治党规律的认知、提升党领导国家治理的能力、增强完成新时代使命的本领、夯实长期执政的人心基础。

摘要: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需要永葆革命精神推进双重革命。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社会革命的建构逻辑来看，党在执政后仍需要继续进行社会革命，破解社会矛盾，推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彰显革命状态、主体、旗帜和前景等内涵特质，实现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是其现实旨归。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建构逻辑来看，党在执政后仍需要继续进行自我革命，源于自身所具有的彻底革命性，内蕴坚守党的人民立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从严管党治党、坚持“四个自我”等科学内涵，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然要求。双重革命的推进逻辑是内在统一的，自我革命为社会革命奠定基础，社会革命为自我革命提供方向。

摘要:协调技术与组织关系是推进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的基础性问题。数字技术在实现政府治理“赋能”的同时，亦带来了“负能”效应，要求我们对数字治理进行系统性再思考。“数字负能”并非仅由技术因素引起，而是源于技术需要同它所嵌入的科层体制这一对复合要素之间的错配。鉴于此，拟在技术—组织研究范式基础上，通过构建“数字技术—科层体制—治理模式”分析框架，系统阐释技术需要与科层体制的适应性问题。研究发现，不同的技术形态意味着不尽一致的组织结构要求，技术应用困境源于科层结构体系与数字技术应用的对接失败。为此，须从技术和组织的良性互动出发，通过技术创新与体制调整，有效防止“数字负能”等悖论现象。

摘要:结合目前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需要遵循以“价值—技术—制度”为框架的三维逻辑，即价值、技术与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有效建构与持续运行的关键变量，价值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前提要件，技术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手段，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保障。在价值场域方面，需要跨越“信任危机”，重塑社区治理价值共识；在组织结构方面，需要调适“条块矛盾”，重构社区治理结构形态；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突破“行政内卷”，重建社区治理制度体系。以此实现社区“减负”和社区治理的增能提效，推动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让社区成为利益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摘要:汉语“再不”框架原型为“间接建议”，口语中“再不”已连词化。动因在于话语信息组织需要使得“再不”出现在句间连词性敏感位置。复指悬空诱发重新分析，形成词汇化程度较低的假设否定连词。强建议“因”与弱建议“果”关系的中和导致两个语法后果:评议性连词;“选择”义浮现。“建议”和“选择”均通过吸收语境义而来，异同在于立场视角。与“要不”“不然”“要不然”类似，“再不”“再不然”之间不具有直接的先后演化关系。

摘要:从名词视角出发，借助物性结构理论框架，考察“V满”类主宾互易句互易的内在语义基础，并发现互易的A式B式动词充当前后“器”“物”名词的物性角色分布各有特点。此外，A式存现句话题名词的空间构成属性凸显，在场景和空间描述语篇中表现为“整体—部分”的切镜头视角；B式中话题名词的强势搭配使充当其行为角色的动词，投射在一般动结式语义上通常表现出使成性、动态性及时间上的特指性，呈现“部分—整体”的慢镜头视角。

摘要:通过考察汉语方言有生量词的使用情况发现，不像其他语言的数分类词系统，汉语方言量词系统没有将“人/非人”“有生/无生”或者“人/动物/无生”等特征区别开来。汉语方言称量“人”和“动物”主要使用通用量词和形状量词，虽然有少数专用的量人量词和动物量词，但使用的限制多、范围窄，不具有普遍性。汉语方言的植物量词具有类型学共性，都来源于植物或植物部件，并且可以演变成形状量词。汉语方言有生量词系统应该属于一种比较特殊的量词类型。

摘要:粉丝社群是基于趣缘而流动存在的群体，“粉圈用语”是粉丝社群进行观点阐述和情感表达中基本的重要的“台词”。探究粉圈用语的意义生产，对粉圈用语中融合语境下规约性为主的文字符号和开放语境下像似性为主的表情符号进行分析解读。粉丝社群的社交展演符号有其特定的“舞台”逻辑，在面向观众的前台表演时运用强烈的像似性表征以适应大众的交流规则，而在面向圈层的后台时则采用建立在统一规约体系上的文字符号进行独立表意。

摘要:中国乡村本土文化正面临外来文化的强势入侵，而乡村特有的多元文化冲突和文化个性则赋予了乡村本土文化场景建设独特的空间逻辑。文化自觉是继续保持本土文化生命活力和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本质要求。基于文化自觉理论，强调以文化自觉推动乡村文化基因传承与延续、乡村地域文化修复与改造、乡村本土文化认同与再造来提升乡村本土文化。目的在于揭示乡村本土文化传承、发展、创新的演变规律，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中实现乡村本土文化自觉。

摘要:基于《走向世界丛书》考察晚清知识分子的域外身体礼仪实践，并进一步思考隐藏在这一实践背后的文化心理及实践者在这一过程中的文化适应与跨文化冲突。这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跨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基于贝利双维度文化适应模型，晚清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既有分离又有整合，在保持自身文化认同和与他民族文化交融之间，他们试图寻找一条更为中庸和可行的道路，实现自身的文化定位，这一过程反映出他们在面对陌生环境的巨大压力时所作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