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开展的调查研究与创立的“实践论”哲学体系，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创造性贡献。这两者从学术分类看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看又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调查研究成为“实践论”哲学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正是为了思考和解决调查研究中遭遇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开展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创立了“实践论”哲学体系；另一方面，这一哲学体系的创立，建构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化形态，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认识世界，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使调查研究获得了更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指导。

摘要:《怎样分析阶级》是毛泽东1933年6月为纠正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同年10月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此文最早刊载于1933年6月29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89期第八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题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收入人民出版社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探究《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成文背景、写作时间、版本概况、主旨思想和历史价值，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掌握毛泽东思想，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摘要: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应对国际舆论的决策是其政治军事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以打促谈、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既定目标，为取得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其中，始终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的政策引导了国际舆论走向，有理有力有节的外交宣传攻势壮大了支持中国的国际舆论声势，主动停火后撤的决策及实际行动扭转了国际舆论局势。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应对国际舆论的政治智慧和高超斗争艺术，对当今复杂国际环境下有效地开展国际舆论斗争、塑造客观公正的中国形象、坚决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摘要:榜样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榜样选树上注重“立足时代，彰显民族精神”“淬炼党性，厚植服务意识”“无私奉献，践行价值追求”，更着重强调榜样教育应以“坚持正人先正己”“弘扬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重视对榜样自身的教育”“善用反面典型进行警示教育”等为核心内容，并在革命实践中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榜样教育方式方法，对新时代榜样选树与榜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摘要:亚里士多德逻辑与弗雷格逻辑的观念分别与其各自的理论是一致的。通过解析两种理论的基本句式可看出，这两种逻辑观有显著不同，尽管它们都坚守必然地得出这个观念。剖析“是”与“范畴”的关系揭示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与其形而上学的紧密联系，而弗雷格逻辑与真理论间的紧密联系可通过“真”与“谓述”二者的关系展示。厘清亚里士多德与弗雷格的逻辑观念与其各自理论间的关系，有助于深化人们对逻辑的认识，帮助人们正确理解逻辑与哲学的关系，指导人们更好地在其他领域运用逻辑。

摘要:传统决策理论回避因果关系，纽科姆难题的提出构成了对它的严重质疑。同时，关于纽科姆难题的讨论推动了因果决策理论的进步。如吉伯德和哈珀基于因果关系的反事实理论为主观因果决策理论辩护；斯科姆斯不使用反事实理论，而在概率论基础上建构因果关系理论，并为主观因果决策理论辩护；索贝尔的决策理论是基于因果关系的概率性反事实理论；刘易斯则基于模态逻辑提出了因果反事实的观点。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是使用因果关系来解决不确定性情况下的决策问题。然而基于决策逻辑的这种共同基因，导致它们仍然存在各自的局限性。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推进决策问题研究中关于概率、效用以及分区问题的思考。

摘要:金·斯坦利·罗宾逊的《纽约2140》通过对浸润某种气候危机的纽约城市生活的书写，生动描述了种种生态灾难景象。作品以多重视角，展现了气候变化以及由此而生的生态危机，蕴含着对生态正义的深刻思考，其生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美国社会体系中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认为这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摘要:羊皮纸叠写作为一种历史隐喻，为文学翻译和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延展性的“求异”阐释路径。通过对拜厄特《晒干的女巫》与沈从文的湘西书写进行叠写性解读，可以阐释《晒干的女巫》与沈从文湘西文本之间的叠层关系及两位作家叙述意图的不同：沈从文更注重袪魅，以凸显湘西的民族特性；拜厄特更关注对当代西方社会精神匮乏内在根源的认识，通过拼贴、创造性改写、语图叙事等叠写技巧，肯定一种利奥塔式的“瞬间”崇高美学，以“不可呈现的呈现”复魅生命的崇高。

摘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习近平高屋建瓴地提出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积极促进全球安全合作协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发展中形成了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其科学内涵包括四重意蕴：在时代意蕴上，维护中国发展与国际和平的全球安全秩序；在理论意蕴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世界观；在实践意蕴上，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公道正派的中国方案；在价值意蕴上，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不仅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保驾护航，也反映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担当，积极引领和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为推动解决全球安全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摘要:全球安全倡议”是将世界普遍安全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中国方案。“全球安全倡议”是“两个结合”的代表性成果，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最新理论结晶之一。“全球安全倡议”通过推动政治对话与外交谈判，加强大国互信，倡导构建区域安全新架构，引领各国携手应对跨国危机，为我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更好维护开放安全，推动发展与安全深度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具有促进世界安全发展的时代价值。

摘要:对口支援需依靠行政发包制分解任务和“项目制”作为基本载体落实任务，形成“发包”“支援”“落实”三个关键环节。但实际运作过程中，对口支援易出现“发包”环节支援方政府的避责行为、“支援”环节受援方自主发展能力提升缓慢及“落实”环节项目适配度较低等问题。数字技术赋能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一是可以提升责任性，推动援受双方从“任务”关系向“合作”关系转变，减少支援方政府的避责行为；二是可以提升参与性，使对口支援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激发受援方内生发展动力；三是可以提升回应性，推动对口支援从“向上负责”到“上下兼顾”的转变，矫正项目供给偏差。

摘要:在我国政治、制度和文化优势的合力推动下，传统府际对口支援发生了一场自我进化，形成了“组团式”对口支援新模式。“组团式”对口支援能够持续存在的原因是其拥有一套关系维持机制，包括“硬法授权”与“软法规约”相互包容下形成的稳定权力关系，“政绩共求”与“技艺共需”相互博弈下形成的稳定利益关系，“社会情感”与“个体情感”相互承诺下形成的稳定情感关系。面向未来，“组团式”对口支援需要吸纳社会力量、尝试市场介入、运用数智技术、坚持久久为功，但同时要注意与市民社会进行区分、规导资本趋利本性、防范智能异化风险，避免陷入帮扶依赖，最大程度挖掘“小组团”所潜藏的大能量。

摘要: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基于系统化的国家治理视角，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三方面，对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有利于深入理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呈现聚焦脱贫攻坚、支援重心转向社会民生领域、运行机制不断完善等特征，并从目标指引、价值导向和组织保障三个维度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从创新支援形式、完善考评体系、推进制度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提质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政策建议。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通过党内集中教育推进自我革命。延安整风开创了党内集中教育的先河，创造了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具体实践形态。延安整风以理论学习为整风前提、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重要法宝、以调查研究为基本环节，其具体实践体现了持续性与阶段性、内驱性与他驱性、现实性与创新性等鲜明特征，为新时代全党始终牢记强化理论学习、永葆自我革命精神、秉持问题意识提供重要启示。

摘要:如何更好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关系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深刻的内在机理：两者相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两者相结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两者相结合的意义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铸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征程上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坚持固本培元、守正创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此完成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

摘要:推动红色文化教育走深走实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举措。红色文化具有强大的政治引领、价值引导、精神塑造等显著优势，有利于新时代青年“筑根基”“明方向”“强筋骨”，其蕴含的忠于信仰、坚定信念，开拓进取、敢为人先，吃苦耐劳、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等精神内核，与“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培养要求具有内在一致性。新征程上，务必加强红色文化教育、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拓展红色文化体验，以红色文化的时代光芒推进新时代青年夯实思想基础、提升精神素养、增强行动自觉，激发广大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

摘要: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虽在不同领域带来积极影响，但也引发了法律政策、安全技术、社会伦理等层面的监管问题。比较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外典型经济体人工智能监管的治理实践，为完善我国人工智能监管治理体系提供政策参考。我国人工智能监管应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促进创新与依法治理相结合的监管原则，建立健全法律与政策、技术与安全、社会与伦理等层面的监管路径，同时对人工智能进行进入性监管、技术性全程监管和分级分类监管，完善我国的人工智能监管体系。

摘要:以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减税降费政策背景，研究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双元创新投资存在差异影响，表现为显著促进了探索式创新，但对开发式创新不存在显著影响。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同时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和“员工激励效应”对探索式创新产生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

摘要:乡村数字治理中的协同惰性是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的障碍。基于乡村数字治理之情状，参照协同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将当前乡村数字治理中的协同惰性总结为目标异向型、权力失衡型、信任度较低型、领导力不善型、成员结构不优型等样态。协同主体固有的异质性、传统乡村治理文化的阻滞、平等协商机制不畅、协同行动“运动式”开展等是乡村数字治理中协同惰性生成的主因。因此，须从加强各级党组织对乡村数字治理的领导、优化协同体成员结构、增进协作意愿、强化全过程监管等方面入手，着力消解乡村数字治理中的协同惰性。

摘要:我国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在坚持多元化的同时碎片化相伴而生，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的分散性、思维认知的局限性、机制衔接的断裂性和解纷平台的孤立性。新时期我们需要树立整体法治化思维，通过推动多元解纷国家立法来加强解纷机制的顶层设计，这有利于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纠纷化解体系。在进行多元化解纠纷机制的整体立法构想时，我们需要准确选择立法模式和部门归属，坚持预防性、自治性、衔接性和数字性等原则，重点考虑矛盾纠纷源头治理、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纠纷化解、明确调解前置促进诉调衔接、为信息化建设预留制度空间四方面的制度设计，以期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摘要:平台基于算法技术优势、数据与用户交互基础和资本优势对算法相对人生成具有控制性的新型社会权力，造就平台算法权力。随着算法权力的不断扩张，平台利用算法实施数据滥用、恶意封禁、算法歧视、侵蚀公共权力等现象频发，侵害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相对人、平台内经营者合法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针对此，在进行法律规制时应将算法承载着的平台的“代理者”角色作为认知基础，重点围绕作为算法权力滥用主体的平台以及平台的滥用行为来进行。具体而言，应赋予个人以新型权利的方式来对抗和制约算法权力，构建平台“守门人”约束制度以强化对“守门人”的权力监督，加强对平台的反垄断监管与执法。

摘要:行政处罚立案制度包括立案标准、立案依据公示、违法不立案的法律责任等内容。以行政程序理性审视，行政处罚立案制度存在立案标准不统一、不明确和立案依据公示立法空白等问题。行政处罚的立案标准应当包括“符合管辖”“在追诉时效内”“有证据初步证明有违法事实”等构成要件，不应包括“有明确的违法嫌疑人”要件，符合“首违不罚”“轻微不罚”“证明无主观故意”三种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立案依据公示的对象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公示内容应当包括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公示时应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处罚相对人的个人信息权益；此外还应根据比例原则，参照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期限明确立案依据公示期限。

摘要:自然会话是即时性、无准备的言谈，具有“在线生成”的特点。这一特点要求说话人在会话互动中调取合适的资源以满足特定的交际需求。条件连词“只要”在自然会话中常出现在立场维护的论辩性环境中，用于强化论辩力度，具有理据引入、理据补足、理据彰显、立场重释等互动功能。“只要”互动功能的浮现受到语义扩展、语用策略及位置分布等因素的影响。

摘要:针对学界对钱锺书“化境说”的理解存在的分歧，采取文本细读、以钱解钱、比较对照、综合分析等方法，对其进行重新解读。时空定界上，“化境说”立足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借鉴和吸收西方现代多学科理论，是钱氏打通古今、中西、学科的思想结晶；功能定位上，“化境说”是普通级译者追求的最高理想、专家级和大师级译者达到的最高标准，是全译最高理想与最高标准的通约；范畴定类上，“化境说”是钱氏结合对林译现象的重评，由个人翻译实践提升而萌发的片段翻译思想，并非他刻意建构的系统翻译理论。“化境说”的“三定”有助于准确把握其内涵和实质，将钱氏翻译思想发扬光大，推动中国传统译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