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是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先驱。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把握文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沿着“民众大联合——建设中华民族的新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进程，为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形态做出了不懈努力。在“第二个结合”的理论逻辑中，毛泽东积极探寻中华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型道路，既主张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又强调以坚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脉络中，毛泽东以文明互鉴的理性观念观照世界文明，并基于民族本位汲取世界文明成果，有力地推进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有机融合。

摘要:历史主动精神是指历史主体立足于所处的历史方位，在分析历史规律、研判时代大势、凝聚主体力量的基础上，积极应对机遇与挑战，牢牢抓住历史发展主动权的自觉意识和精神特质。毛泽东以其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带领中国人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面貌。毛泽东的历史主动精神主要体现在总结历史经验、遵循客观规律，深化历史认知、坚定历史自信，紧抓有利条件、把握历史机遇，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等方面。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当前，在“两个大局”交织的形势下，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特点，可以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赢得历史主动，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供重要启示。

摘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是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的根本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刚需。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观的知行范畴、知行主体、知行关系以及认识过程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对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主要是由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促使他思考传统知行观存在的弊端，近代知识分子对知行观的探讨为他实现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启发，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他实现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指引，自身学习和革命实践经历为他实现创造性转化奠定了基础。系统诠释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对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启示，即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注重以时代诉求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指导以及重视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摘要:《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它是运用调查研究方法分析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典范，为探索和推进中国现代化道路做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摘要:演绎证成包括演绎规律的证成和演绎系统的证成。演绎规律的证成不应预设演绎规律是有效的。演绎规律属于形式，它不预设演绎规律是有效的。由于一种形式与其内容或质料具有二分关系，所以该形式可以穷尽地涵盖或填入相应类型的任何内容。如果无论一种形式属于何种逻辑，以及该形式被填入任何内容，该形式都是真的，那么该形式就是演绎规律，是有效的，否则就不是演绎规律，是无效的。演绎规律的证成标志着演绎的部分证成。

摘要:牟宗三早年对《数学原理》有过深入了解，意识到三大存在公理在其中一线贯穿，它们将《数学原理》建立在假定之上，使数学和逻辑的基础不保，而还原公理又是其中最基础的一环。牟宗三对还原公理进行了实在论指认，并判定《数学原理》由此陷入逻辑与知识双线的“顺逆之交叉”。他进而一方面提出“逻辑一线”的立场，取消了还原公理的假定性；另一方面取消了“顺逆之交叉”而做“双线之骈行”，在知识论上将还原公理改造成“满类公理”。

摘要: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聚焦少数族裔主人公青少年时期的迷茫、顿悟与成长，以身份政治、性别问题、少数族裔文化等内容为核心，是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形势演变和少数族裔作家离散身份凸显，21世纪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呈现新特征，在叙事结构、人物刻画及成长主题等方面发生关键变化：小说时空叙事外延扩大；主人公自愈能力增强，成人仪式更具隐喻和族裔特色；成长主题更具民族性、时代性和社会教化意义。这些新特征，对理解美国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摘要:保罗·奥斯特在《眩晕先生》中以文学想象的方式构建了相互信任、相互融合、彼此支持、友爱共存的多民族共同体，这对当今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问题和现实矛盾具有启示作用和批判意义。奥斯特通过书写白人、犹太人、印第安人和黑人四个不同种族人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生成少数以及生成族群的过程，以此来表达对少数政治权力的关注和对构建多民族共同体的美好期冀。

摘要: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理论和金融结构理论，已经远不能指导和推动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和发展。西方金融发展理论既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共同富裕的核心问题，也难以支撑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更难以满足中国正全面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需求。为此，必须在提炼当前中国金融发展必须坚持的核心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金融体系的理论基础框架。当前中国金融发展进程中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与机制体制障碍，集中表现在：金融野蛮生长和金融资金“脱实向虚”等诸多现象；中国金融体系仍然呈现间接融资型国有性质银行机构占据主导融资功能地位；中国既有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共同富裕的基本制度要求。针对这些突出问题与体制机制障碍，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要方向和重点改革突破口。

摘要: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是否能成为助推我国金融强国建设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在梳理金融强国建设科学内涵的基础上，阐释数字金融在金融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进而立足金融结构理论、金融功能理论与金融发展理论，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结合“金融结构—金融功能—金融效率”的SFE系统分析框架，剖析数字金融助推金融强国建设的作用机制与现实困境，提出数字金融助推金融强国建设的对策建议。

摘要:养老金融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关键工具，同时也是中国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领域。我国的养老金融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深刻理解养老金融概念和金融强国时代内涵的基础上，阐释养老金融赋能金融强国建设的机理机制，并剖析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通过分析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和金融强国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养老金融赋能金融强国建设的建议。

摘要:《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在我国已经跨越了学术倡议阶段而提升成为国家任务。刑事责任的设置是《生态环境法典》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其主要涉及刑事责任的规定方式与具体内容。就规定方式而言，《生态环境法典》仍应沿袭传统的法律责任规定模式，在责任编中设置刑法的引致条款。在具体内容上，应在维持统一刑法典模式的前提下，在环境犯罪的体系化与罪状明晰化上做出突破性努力，并可以引入环境修复措施作为一种刑事责任承担方式，以弥补目前刑事责任在修复被害方面的短板。

摘要:环境法的法典化具有必要性。受制于现有的立法结构，环境法的法典化形式不具有完整性，特别是在环境犯罪的规制层面。如果在环境法典中设置环境犯罪保护法益的一般性规定，就不应当脱离于环境犯罪的具体构成要件。在具体识别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时，不应把超越实定法的应然法益类型或体系作为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而应当根据实定法的规范目的确定保护法益。具体而言，立法者通过刑事立法在环境犯罪的规制中设置了何种保护法益，就只能描述和析取出这种法益，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环境犯罪的一般性保护法益。

摘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列入“一类项目”，意味着我国开启了继民法典以来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编纂工作。基于环境法律体系化的政策要求、法律衔接统一化的法治需求、环境犯罪罪状填补精准化的实践需求，有必要在生态环境法典中设置行刑衔接条款。相比之下，形式转致模式和附属刑法模式都存在较大缺陷，实质转致模式更符合我国的立法传统与统一法典化趋势。在实质转致模式下，应当注重规范保护目的的重合衔接、构成要件的从属衔接、追责的回转衔接，以恪守刑法的谦抑性。

摘要:习近平关于奋斗精神重要论述，着眼国家和民族、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揭示出奋斗精神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聚焦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青年四个承载主体，阐明了奋斗精神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内涵；突出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文化自强自信、坚守网络阵地等要求，指明了奋斗精神培育弘扬的关键和重点，科学回答了“为何培育弘扬奋斗精神，何为奋斗精神，如何培育弘扬奋斗精神”等重要问题。这一论述内涵丰富、寓意深刻，深化了奋斗精神的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奋进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摘要:大党独有难题是一个结构性、系统性问题，表现为大党易散、大党易病、大党易骄、大党易弱四个基本向度。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淬炼先进性的政治禀赋，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和立志千秋伟业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成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之策。从二者关系看，自我革命之所以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在于刀刃向内的革命态度是承认问题存在的基本前提、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是正视问题难度的必然要求、紧迫长期的革命时间是应对问题顽固的重要保障、鲜明先进的革命品格是回应问题独特的显著优势。新征程上，需要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加强政治建设、高举思想旗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严格正风肃纪、开展反腐败斗争上下功夫，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定向、领航、固基、提振、清障。

摘要:刘向在《说苑》一书中阐述了“质”与“文”的关系，包括以质为本以文为调节、先质而后文、抑制文而推崇质、文质互相配合不可偏废等。“反质”意味着回归事物的本质，力戒奢侈淫靡，做到质朴节俭。“反质”思想是古代政治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与儒家所倡导的“文质彬彬”治国理念一脉相承。“反质”思想中包含的民本思想、禁欲戒奢、以身作则、敢于进谏、尊贤礼士、重在实践等内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对当今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摘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十分浓厚的情感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党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信仰之情；二是党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推崇之情；三是党对人类现代化历史的敬畏之情；四是党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担当之情；五是党对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奉献之情。从情感维度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可以进一步彰显中国共产党之能。

摘要:警察制度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构件，警察形象是警察制度的组成部分。清末新政是一场以现代国家为取向的改革，警察制度的建立和警察形象的建塑是新政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成果。因此，警察形象建塑不得不打上现代国家取向的印迹。官方和社会从多方面建塑警察形象，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警察形象发生了本质性变化。这些变化既是新政的结果，也为新政创造了条件，更为警察形象的持续向好，进而为警察制度和现代国家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摘要:1949年前后，为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国共产党强调劳资合作，北京市劳资集体合同运动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在党的领导下，劳资集体合同的签订不再只是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更是以实现发展生产为目的，以“劳资两利”为原则而进行的劳资合作，民主协商精神贯穿合同签订与执行的全过程。通过劳资集体合同运动，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民主、平等、两利、契约”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对今天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

摘要:革命组织的有效运转离不开经费的支持。经费不足问题，贯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江西地方组织发展的始终。土地革命时期，随着党组织规模的扩大、革命事业的发展、经费开支的增加，加之中央拨款削减，地方党组织时常面临经费不足的窘境。为此，江西地方党组织多措并举，努力开源节流。其具体方式为：一方面通过争取拨款、党员职业化、党费征缴、组织募捐、个人自筹等方式，从多个渠道开掘经费来源；另一方面，采取精简组织、减少会议开支、管控地方预算、遏制浪费贪污等手法，多方节省经费开支。这些举措，总体上有助于缓解经费不足的窘境，助推了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

摘要:《体育法》第92条以“正面列举+反面排除”方式规定体育仲裁的范围，突出了体育自治的特殊性，划定了体育仲裁与商事仲裁、劳动仲裁的界限，为体育仲裁管辖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无法实现复合体育纠纷仲裁的快速解决。复合体育纠纷主体多元，性质多样，导致纠纷定性困难、体育仲裁管辖受限和同案不同裁等现实困境。通过明晰复合体育纠纷的性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兼顾体育行业治理特色，可以化解上述困境。与此同时，体育仲裁机构可以联合商事仲裁机构和/或劳动仲裁机构，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一并处理涉体育的所有纠纷，既可凸显体育仲裁的特殊性，又能整合商事仲裁与劳动仲裁的优势，以此推动我国体育仲裁机构的发展与体育仲裁制度的完善。

摘要:数字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给社区体育智慧化管理及改革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也给社区体育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聚焦社区体育治理进程中凸显的观念障碍、组织障碍和技术障碍，在遵循人民需求导向的价值引领、创建多元协同的社区体育共治构架、推动社区体育服务数字化升级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塑理念，以及组织优化和技术升级的优化路径，旨在为数字化社会背景下的社区体育智慧化治理提供有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