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时时提醒干部们不能做脱离群众的事，时时告诫他们脱离群众就会被打倒。他执着地与党和政府中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进行斗争，积极查找、分析干群、党群关系滑坡的原因，并努力进行制度建设。他主张整风、整党要定期化；建立了信访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制度等；抓法律、法规建设，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主持制定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

摘要:毛泽东研究是历史虚无主义较为集中的领域，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关键之一。三个历史决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凝结了一系列与毛泽东研究相关的基本结论，澄清了若干关键理论问题，构建了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方法逻辑、话语逻辑和理论逻辑。立足三个历史决议文本，回归其基本立场和重要结论，是毛泽东研究走向科学和规范的前提，对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摘要:毛泽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在确立社会主义文明理想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又通过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奋力实现社会主义文明理想，使中国式现代化自始便进入社会主义文明的高地。在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塑造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人一体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使中国式现代化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深入到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腹地，又创造性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筑牢社会主义文明根基，使中国式现代化从样态、实践和秩序层面探寻到社会主义文明要地。新征程上，必须从文明论视域深层次汲取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智慧，从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

摘要:在延安的十三年，毛泽东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名著，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进行了深度创作，并进一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条件、基本内涵、结构要素、建构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创新的方法论问题作了集中阐释。全景式考察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对新时代背景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引领、深入推进“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科学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摘要:从关于说谎者悖论的“句方程”方案中可以提炼出总的看法：说谎者悖论是语言学中一种相当纯粹的代数学现象。这是“句方程”方案的必然结论。实际上，“句方程”方案全面吸收了代数学的思想成果，从基本定义开始，就是参照代数学的思想建立和展开的。而之所以可以把说谎者悖论与代数学做如此深度的连接，根本原因在于三卡悖论的发现。三卡悖论是说谎者悖论与布尔代数深度相关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是“句方程”方案立论的基础。

摘要:大卫·路易斯模态实在论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提供一个相应的模态认识论说明。路易斯本人为了辩护他的模态认识论提出了两个论证：基于类比于数学的论证和基于理论功效的论证。通过分析可以得出，路易斯的这两个论证并不能实现他的目的。其中最大的困难则是路易斯使用的IBE方法，因为IBE并不是真理导向的方法，IBE背后也存在逻辑问题。

摘要:美国当代科幻作家金·斯坦利·罗宾森的长篇或然历史小说《米与盐的年代》呈现了后冷战时期西方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小说中折射出了西方学者在有关中国的知识领域、思维方式和话语机制等三个维度上固有的成见和刻板印象，其本质是欧美“东方主义”视野下对中国形象的描绘和建构。针对欧美学者对中国文化误读这一现象，应以理性而审慎的批判意识去辨析和解读西方价值观下有关中国题材的作品，并建构起具有文化多样性和文明互鉴的平等互动的交流模式。

摘要:当代犹太裔美国作家迈克尔·夏邦在《月光狂想曲》中以后记忆的手法再现大屠杀，不仅巧妙融合了史料、记忆与虚构想象，还融入了美国价值观和精神，呈现大屠杀叙事的“美国化”特征。夏邦通过家庭后记忆书写，展现犹太苦难与救赎话语同美国英雄主义的紧密联系。在太空竞赛时期的政治背景下，一方面将大屠杀事件内化为美国的联盟后记忆，另一方面积极反思美国的道德责任。然而，在尝试通过温情的文学想象以“面向未来”时，夏邦却削弱了大屠杀的严肃性，迎合美国文化多元性的需求，掩盖了美国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也暴露了后记忆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夏邦的《月光狂想曲》超越了对大屠杀事件本身的探讨，更多关注于大屠杀历史与美国价值观的结合与共鸣，为当代“美国化”的大屠杀叙事提供了案例。

摘要:中国古代的文明意识诞生于“夷夏之辨”中。由于“夷夏之辨”主要依据民族文化差异确立，周边民族入主中原、继续沿袭华夏政体礼制具有合法性，造就了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华夏文明，同时华夏文明之于周边民族所蕴含的文化优越性在潜移默化中孕育出根深蒂固的华夏中心意识。然而，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西方国家主导的以“种族论”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论”席卷中国，中国被动接受了“半开化”的身份判定。20世纪前后，西方文明在向中国侵入的过程中日益暴露其“利己”的实质，中国精英分子开始将文明看作多元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从文明的相对性的维度对文明内涵展开理性思考，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国固有文明与外来先进文明的关联奠定了基础。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世界文明交往实践，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开辟了全球化文明融创视域，明晰了发展原则、推进方式及目标指向，彰显了和平发展、包容创新等要义。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习近平文化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文明理论，产生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文明建设经验，根植于中华优秀文明理念的文化沃土，形成于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及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实践，是文明交往实践与理论的升华。这一思想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引领着推进人类和平发展的文明实践，为全球文化治理、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原创性概念，如何测度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一个亟待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是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条件、谋划新质生产力发展方略的基石。通过对新质生产力统计内涵的解读，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从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综合评价模型、熵权—TOPSIS评价模型和熵权—VIKOR评价模型对其进行测度。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新阶段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稳步提高的趋势特征，但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率、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规模、生产要素的信息化和数字化程度以及科技创新投入四个因素严重影响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摘要:生产力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会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跃迁。回顾生产力的发展进程，每一次跃迁都是从“旧质”到“新质”，从“量变”到“质变”，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进入新时代，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据、算力等新型生产要素催生出新质生产力，生产力再次实现跃迁。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从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中国生产力经历了漫长的演进历程。因此，有必要基于1949年以来新中国经济发展，回顾生产力发展进程，总结生产力跃迁经验。通过对新中国生产力发展进程进行总结和回顾，分析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特点，评估生产力发展所取得的成效，识别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据此为现阶段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摘要:解谬刑法解法典化概念，寻求其存在的正当根据，对刑法解法典化进行规范构造，是刑法法典化及刑法法治化的重要一步。刑法解法典化是在肯定法典中心地位前提下法典功能结构的变迁，其正当根据在于，它是与积极刑法观不谋而合的一种思维方式，是法秩序统一下各部门法的和谐需求，是法典化当下的最佳契合形态。在此基础上，对刑法解法典化进行规范构造，构造涵括宪法和指导性案例的刑法解法典化法源范畴，充分发挥刑法修正案的功用，从统一刑法立法模式转向多元立法模式，实现附属刑法从形式意义到实质意义的转变。

摘要:罚金刑是我国重要的刑事制裁措施之一，但目前刑事判决中罚金刑裁量存在畸轻现象。这一现象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影响了刑罚目的实现，损害了司法公信力。罚金刑畸轻现象的产生具有多种原因，包括刑幅上限低、裁量范围大、标准不明确、类案供给有限和执行困难等。为解决此问题，应当通过调整罚金刑上限、谨慎对待无限额罚金制扩张、参考倍比罚金制方法、发布类案指导、评估被告人支付能力、提升执结率等方式，实现科学化裁量。

摘要:基于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逆向混改”促进了民营企业创新，具体而言提升了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增加了创新产出、降低了创新风险，在进行一系列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逆向混改”能产生资源优势效应降低民营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扩大商业信用规模，同时产生治理效应缓解股东与债权人间的代理问题。“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能为我国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和实证依据。

摘要:从技术压力情境视角下，基于努力辩护理论探讨了挑战性技术压力与员工突破式创造力间的内在机制，并结合阻碍性技术压力和员工韧性构建了三项交互模型，揭示了挑战性技术压力对突破式创造力影响的多重边界条件。通过对567份两阶段有效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准备度部分中介挑战性技术压力与员工突破式创造力呈正向关系；挑战性技术压力、阻碍性技术压力与员工韧性三者间交互作用显著，当员工的阻碍性技术压力高且韧性强时，挑战性技术压力通过数字化准备度对员工突破式创造力的正向影响最显著。

摘要: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看似模糊了心灵与机器的界限，但是二者之间依旧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经验的主观性使得心灵与身体很难被彻底分隔开。物理主义还原论无法应对那些具有文化特色的心灵活动。虽然在哲学视阈中，人们并不能借助机器创造意识，但是在现实应用中，人工智能却表现出了人独有的“偏见”。正是数据库内容的不完善和算法设计中的不平等，让过去隐藏在认知主体中的偏见浮出水面。人工智能的发展仅仅依靠模仿是行不通的，在新一轮的科技狂潮中，要为我国的人工智能产品安上一颗“中国心”。

摘要:“为学”和“为道”是《老子》中的一对重要概念。“为学”指的是学习经验性的知识，包括人学、物学和事学的知识；“为道”则强调对“道”的领悟和达观。但实际上“为学”与“为道”是对立统一的，两者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一致的一面，即在“为”的层面上两者一致，而在“学”与“道”的层面上则不同。具体而言，两者在内容、目的上有同有异，但在方法上则完全不同。

摘要: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系统与“和谐”生态哲学观，建构和谐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从生态视角细化参与者和过程类型系统，探析非遗文本《摆手歌》的及物性语义表征和生态哲学观。其中的创世神话，主要通过物质过程、行为过程和心理过程表征天上人、地上人、动物、植物等共建更适合生存的和谐环境，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观。从生态语言学角度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非遗中的创世神话，可以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摘要:对语言解码方来说，在部分情况下，并列复句“一会儿p，一会儿q”的语义具有模糊性。这种语义上的模糊性可以通过“固化”、“对举”、副词“又”或“再”对分句p和q谓语中心词的修饰，以及上下文的语境与分句p和q之间的事理逻辑等特定的形式特征反映出来。对语言编码方来说，“一会儿p，一会儿q”语义模糊性的产生与编码方的“识解”过程密切相关，其中详细度、辖域和突显决定了语言编码方对相应形式特征的选择。

摘要:名量式复合词的结构类型归属在学界观点分歧很大，量语素名化是思考问题的一个角度。从名化的角度来说，名量式复合词中的量语素意义发生了名化，从计量义转为指称义，名量式复合词属于定中式复合词。量语素名化的途径和机制是构式强迫和转喻。量语素在词法层面的功能和意义与量词在句法层面不同。词法结构中的量语素会游离出“数量”结构，意义会发生转移，获得更自由的词法位置和更强的构词能力，量语素名化只是量语素意义转移中的一种。名量式复合词处在定中式复合词系统之中，而非系统之外的特异现象。